礼失而求诸野

    中国自古讲究“以礼治国”，这当然源自儒家思想。孔夫子毕生倡导恢复周礼，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以期矫正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乱局，为此，他提出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到了汉代升格为中国两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于是，礼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历经千百年的教化和熏陶，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浸染上“礼”的色彩，中国也由此而被世界各国视为“礼仪之邦”，华夏儿女曾为此而深感自豪。

    然而，随着一百多年前的西风劲吹，列强欺凌，中国人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痛定思痛之际，当时的文化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认定中国的现代化脚步就是被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给绊住了，于是，他们如壮士断臂一般，愤然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由此，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明秩序，在持续一百年的冲击下，一步步土崩瓦解，到“文革”时期，“破四旧”则完成了最彻底的一次大扫除，至此，“礼仪之邦”乾坤倒转了。

    记得1997年我曾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就中华文明的走向做过一次深度对话，他提出一个十分经典的命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是看不起中华文化；到了90年代，中国人是看不见中华文化了！”不是吗？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时间节点上，环顾四周，禁不住要感叹，在持续百年的“破旧立新”运动中，我们把中华文化的许多精华也一并抛弃了！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今中国，文明失序、斯文扫地、道德沦丧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从每个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开始。2014年北京市高考语文作文试题是《老规矩》，显然意在唤醒人们对传统行为规范的残存记忆。然而，一百年来的贬损、批判、清剿、砸烂，我们要想从“一片白茫茫”的现实生活中采撷到传统礼教的吉光片羽，已经很难了。于是，我想起了孔夫子的那句老话：“礼失而求诸野”。

邺架在此流香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就地理位置而言，绝对够遥远够偏僻；就与文化中心的距离而言，也够外围够边缘，然而，当我们这个百名文化记者采风团踏入这片遥远的土地时，却不期而然地被拂面而来的浓郁古风陶醉了。

    先讲几个细节吧——在云龙县的诺邓古村，我们参观一处古民居，正厅摆着两把老旧乌黑的太师椅，几位同人依次坐在椅子上照相，陪同参观的主人——一位中年男子默默地站在一旁。这时有人招呼他一起来拍照，他笑一笑说，这把椅子你们客人能坐，我不能坐。在我们家，只有辈分最高的长者才能坐在这里，我们要坐只能坐在这里——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排木凳。我闻言，怦然心动。

    在另一户人家，房屋依旧是中间一个厅堂，两旁各有一个偏门。有人问：正中间好像也是个大门，为啥不打开呀？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说，中间的正厅大门平时是不能打开的，只有家里的老人病重即将去世时，晚辈才能把这个门打开，把老人安置在这里，让老人家在此安然离去，这就叫“寿终正寝”。我闻言，再次怦然心动。

    翌日，探访洱源县凤羽古镇。来到一户老宅子，只见迎门照壁上大书四字“孝廉遗风”。这在内地确乎罕见，一问才知道，这户人家祖上出过一位大官，是举孝廉出仕的。他每次回家，都要先在门外脱下官服，换上布衣，掸净征尘，这才进去拜见双亲。这个规矩，在这家人中代代相传，几百年来，至今不变。我闻言，不禁对这四个大字肃然起敬了！

    说起写字，在凤羽古镇上行走，你会发现家家门楣、照壁上都有毛笔书法，或遒劲或秀润或瘦硬或丰腴，风格各异，功力不凡，而且都是出自当地农民之手。再细赏又会发现，每家所写的文辞都很典雅，寓意深刻。譬如，我们来到一个农家老宅参观，发现他家的门楣上写着四个大字：“邺架流香”。这是什么意思呢？主人给我们解释说，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世人，我们家姓李，其实，镇子上家家门楣上的题字都有这个寓意，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家姓什么；二是说，我们家是个书香门第，邺是个地名，指的是唐朝宰相李泌，他的封地就在邺城，后来他就被称作“邺侯”。他家藏书很多，“邺架”就是说他家的书架，“流香”是指他的书香一直流传到我们李家——我家祖上出过一位进士，名叫李承烈，是光绪二十六年考中的……

    老实说，听着一个农家汉子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这些外来的所谓文化人讲古，内心好生惭愧——本来，这是中国文人应知应会的常识，现在却需要从一个农民口中给我转述了。我向这位农民大哥深致谢忱，并请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说他叫李步瀛，好文雅的名字！

    我后来专门上网搜了一下“邺架”这个典故，原来这是古代诗文中的常用词，韩愈有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赵翼也有诗云：“邺架签论万，曹仓卷累千。”前不久清华大学图书馆出了本新书，书名就叫《邺架巍巍》……

    真要感谢凤羽镇的那位李姓农民，让我找回了这一缕缕久违的书香。

    正因受到李家的启迪，我开始留意街上的那些门楣，并随机询问路过的乡亲：“你知道这一户姓什么吗？”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不光老年人脱口即出，连年轻姑娘也是张口即来：“这户姓杨，那户姓何，他家门楣上都标着呢！”“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从小就知道！”有个少女还热心地指点我：“你们要是想了解这些呀，可以上网去查查《百家姓》，各户写的东西应该都能查到的！”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小镇上，竟然凝聚着如此浓郁如此纯正的古风雅韵。难怪这里被誉为“文墨之乡”，难怪这里被人津津乐道：“野老能辨四声，渔樵多具风雅，父老有述古之风，里巷传仁德之美”（赵寅松：《凤羽》）。

    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我真是开了眼啦！

“村级孔庙”的大祭典

    在大理州的古镇古宅里徜徉，你会发现每一户人家的二楼正堂都摆放着三个神龛，当中一个大一些，供奉着儒释道三教的教主：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两边的神龛略小，分别供奉着白族的本主神位和本家的祖先牌位。白族人每天早晨打开门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些神龛敬香。在他们看来，敬香不是迷信，而是表达内心的虔敬——敬天敬地敬祖先，这难道不是做人的本分么？

    中国人总爱把“敬”和“礼”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敬”是“礼”的前提。然而，近代以来一味“破旧”，把中国人传统的那种虔敬之情敬畏之心，也差不多扫荡干净了。现在的人们不光普遍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而且普遍缺乏敬畏之心，对祖先对长辈不够虔敬，自然也就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了。当今社会上贪腐欺诈、坑蒙拐骗横行，诚信缺失，物欲横流，我们在感叹人心不古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大坝，或许恰恰就是从最初的一个小小“蚁穴”开始崩溃的，那就是人心中虔敬之情的缺失和敬畏之心的沦丧，“失礼”始自“失敬”——而我们在白族民居中所看到的，恰恰是久已失去的那份虔诚和敬畏。

    我们到访大理时，恰值孔子诞辰2565年前夕，闻知诺邓村要举行盛大的祭孔典礼，我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实地体验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祭孔的良机。

    诺邓村并非州县所在地，为何建有孔庙？这在古代礼制中确实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原来，诺邓从汉代就开始生产井盐，诺邓村一直是五井盐课提举司衙门的所在地，千百年来一直是商贾云集、马帮接踵的滇西繁华重镇，鉴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朝廷才特许诺邓村建起一座孔庙。诺邓孔庙的至圣宫里，塑的是一尊“布衣孔子”像，这与其他地方孔庙塑造的帝王衣冠的孔子像完全不同。庙前的棂星门是滇西最大也最古老的木牌坊，两面分别题写“腾蛟”“起凤”四个大字，礼门上方则高悬着“江汉秋阳”匾。这座形制独特的“村级孔庙”，不知算不算“华夏唯一”，但至少诺邓人是以此为荣的。这里的祭孔大典薪火相传，延续千载，除“文革”中一度中断之外，其余年份一直是当地的一项盛事。

    沿着山径拾级而上，只见参加祭孔的队伍早已在山下聚集，棂星门外，数十名小学生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还带着特制的儒冠，静静地排队等候。成年人组成的仪仗队列也已整装待发，一个壮汉手捧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画像，后面依次是复圣颜渊、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的画像，前面则是一队身着唐装的士绅代表，其中包括五位主祭者，一人着暗红团花唐装，是为主献生，其余四位则为黑色团花唐装，是为陪献生。时辰一到，鼓乐齐鸣，乐手一律是蓝色长衫，都是本村农民担任，丝竹弦管，一应俱全，一个个神情肃穆，一丝不苟。整个祭孔典礼，悉从古制，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礼毕等诸多环节。所有参与者各执其事，礼乐生、主献生、陪献生、太史生、太祝生分别由村子里有名望的村民和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

    尽管当日的观礼者、旅游者很多，人声嘈杂，但仪式有条不紊，恭敬如仪。献祭前，少年载歌载舞；献祭时，全场肃然无声。置身其间，连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观礼者也自觉地收敛声音，肃立仰望。乐队则依照祭礼的仪轨，先后奏响了“咸和之曲”“安和之曲”“宁和之曲”“景和之曲”。主祭者依次向孔夫子和大弟子们“上香”“献帛”“献爵”“跪拜”“叩首”……最重要的环节是诵读祝文，一张黄色纸上打好格子，以朱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录着祭孔祝文，凡150余字，文辞典雅而简约，最后一段祈愿则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祀祈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安康，后学子孙学业昌盛，前途畅通。”这大概是诺邓人最现实的心愿了。

    祭典持续一个小时，全部献祭仪式完成之后，在鼓乐声中，所有执事人员依次列队行跪拜大礼，然后是守候在两旁的村民依照顺序前来朝拜，最后是观礼者和旅游者自愿上前朝拜……

    我看到很多村民都是携家带眷而来，他们在庙外守候了大半晌，此刻总算轮到他们上前来给孔子行个大礼。我问一位村民是不是每年都来参加祭孔，他说是的，全家人给孔夫子磕个头，请他保佑我家孩子学习好，将来考上大学。

    祭孔仪式结束后，全村人就来到庙后的一个大场院里聚餐，我们这些观礼者也被安排在这里与村民一同吃午饭。饭菜很简单，但是人气很旺盛。几百号人不能一同开饭，只能分期分批进场。我吃完饭就去采访那些等候的村民，一位女孩子告诉我，她是诺邓完小的五年级学生，从一进校门，每年都参加祭孔大典。我问她，参加祭孔的主要收获是什么？她说，祭孔以前都要读孔夫子的书呀，有的段落和句子还要背诵下来，让我们懂得做人的规矩和道理，这就叫“知书达理”吧！她讲得很随意很平和，举止大方，不卑不亢。最后我问了个很俗的问题：“仪式之后，全村聚餐，要交钱吗？”女孩子笑了笑，说：“当然是免费的！不过，我们都会主动去捐一点香火钱。你看，那儿不是还在排队吗？”顺着女孩的手指，我望见不远处果然设有一个捐献桌，很多村民说笑着排着队向捐献箱里投钱，没人管理，全凭自愿。

    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又一次怦然心动了。

“中国有礼仪”

    1500年前，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曾经与西南边疆的南诏国（今大理州即为其都城）进行过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史称“天宝之战”。战争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由大将军李宓率领的20万唐军竟全军覆没，片甲不归，南诏国完胜。然而，南诏国王阁罗凤打了大胜仗之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纠结之中，他不希望这次战争彻底阻断南诏国与大唐的世代友好关系，思来想去，他刻了一通石碑（史称德化碑）详细记录了战争的缘起、交战经过和结局，同时也铭刻下他应战的无奈与“册汉帝而继好”的遗愿。40年后，他的孙子异牟寻当政，期望重新接续与大唐的关系，但又心存疑虑，犹豫不定。这时，他的谋臣郑回对他讲了一番道理，终于打动了他的心。郑回说：“中国有礼仪，以惠养为务，无所求。今弃土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旧唐书·南诏传》）正是这番话，促使异牟寻下定决心，重归大唐的怀抱。

    值得深思的是，郑回是把“中国有礼仪”列为劝说异牟寻弃土归唐的头条理由，而对“礼仪之邦”的向往，则成为南诏国首领最终“归唐”的主要动因。

    岁月流逝，弹指千年。大理这片美丽的山川不仅景色依然，而且对传统礼仪的珍视和坚守同样千年不变。白族人深知先祖为了重归“礼仪之邦”曾经付出怎样的艰辛，也深知礼仪作为一种文明的标志，对凝聚一个民族的人心，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为此，他们做出了许多令对手感佩、令后人叹服的举措——

    他们先是把当年战死异乡的20万大唐军人的遗体，依照礼数安葬在苍山洱海之间，树碑铭记——“天宝大唐将士冢”至今犹存，并受人礼敬。

    他们继而把因战败而投洱海自尽的唐军大将李宓，引为本民族的“本主”，建祠以祀。因为他们认定，李将军是一个大忠臣，肩负王命而来，三个儿子战死沙场，兵败而不降，投海而全节操。这样精忠报国的将军，难道不值得敬如神灵吗？至今，大理的将军洞依旧供奉着李宓的塑像，千载香火未曾中断——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像白族这样把敌方败将当作自己的本主神灵来供奉呢？这与其说是一个民族的胸怀宽广，毋宁说是这个民族依照“礼教”的价值判断而做出的一个文化选择。

    他们把代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儒释道三教，一并供奉在自己的“三教宫”里。并非他们不知道这三家有区别也有分野，而是因为他们更珍视三教中的文化精华。正如“三教宫”悬挂的一副对联所言：“是中是空是清，想当年阐扬经典，无尽真诠归太极；曰儒曰释曰道，仰今日德化名乡，有威上圣本同尊。”在当地人眼中，只要能够“阐扬经典”“德化名乡”，就是他们的“上圣”，就要“同尊”。

    他们还把中华文化的诸多经典，刻版成书，广为传播。白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他们就用汉字配上本民族的语音，教化自己的后代。我们在诺邓村参观了由农民黄霞昌自办的家庭博物馆，里边展览着他家祖上刻制的诸多经典木板，多年的墨渍浸染，每块版刻都已油黑发亮。无数文化信息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播到僻野山乡，使这里的山民知书达理，民风淳朴世风清正古风盎然。有游客问黄霞昌，你这里的东西卖不卖？这位66岁老农的回答耐人寻味：“我不卖，一件都不卖。我很缺钱，我想整修一下这个旧房子都没有钱，但是我不能卖老祖宗的东西，我要守住它们，留给后代儿孙。我的后代儿孙将来会有钱，他们可以修房子，但是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卖掉了，他们有钱也买不回来这些宝贝了……”

    真理往往存在于朴素的语言中。我从这位农民身上悟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导向，一种对文化品格的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历次运动中也曾有过动荡，有过冲击，但是无论外界如何云翻浪卷，这里的百姓却以择善固执的坚守，维护着从先祖那里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和行为准则，那是他们珍视如眼睛如生命的东西。正是他们的坚守，使得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反倒成为一个宝贵的、活生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库。当现代都市人时常困惑于已经“看不见中华文化”的当儿，在这里，你却会感受到如世外桃源一般的祥和平静和悠然；在这里，你会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的乐趣，远比单纯的观看美景享受美食，更有美感，也更为深刻。

    （侯军 广东深圳 作者为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刊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史论专著《中华文化大观》、艺术论文集《东方既白》、散文集《青鸟赋》、艺术随笔《孤独的大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