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叶寻根 观澜索源

    新近出版的剑桥版文学史系列，其中两卷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的起始年代（公元1375年）与早前出版的欧洲诸国文学史（包括意大利、德国和俄国）的发端年代，恰好重合一致，这正是编者的真实意图所在，附带声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文学史的源远流长及其书写长度，世界上其他民族罕有能够与之相匹敌。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一一枚举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挚虞《文章流别论》和陆机《文赋》等重要文论著述，并指出这些论述的不足，最后标举自己论文叙笔的理想，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同样，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念统摄下的一种文学史书写理想，其根本方式便是寻根究底、探本求源，具有典型的中国气质，恰与悠悠漫长的中国文学史符节相合、精神相契，其重要意义与价值是建构了书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传统。方铭先生主编此部《中国文学史》，力图并最终实现了这一文学史书写理想。

    文学史须注重自我个性的这一要论，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对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述：“这明显是个性和价值的问题，甚至在研究一个时期、一个文学运动或特定的一个国家的文学时，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也只是它们有别于同类其他事物的个性以及它们的特异的面貌和性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那么，融入全球化的语境，要编著一部卓然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国别体中国文学史，应该如何体现其独特的个性与气质呢？针对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独特发展规律的中国文学，方铭先生所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开篇即标举其鲜明的立场即“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要求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法。

    首先，文学史书写对象体现出中国文学本位的“广义文学”观念。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孙康宜教授在《新的文学史可能吗？》一文中指出：现在的欧美汉学界，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但缺乏一个全面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所以，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都是比较片面和残缺的。比方说，我们会说某某汉学家是搞唐诗的、搞宋词的、搞明清小说的、搞元明戏曲的，但是，很少人会说这个人是搞先秦文学，或者是搞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或明清文学的专家，所以，一般说来，美国的汉学家习惯于专攻某个时代的某种文体，忽视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genres）。我一直以为很有必要改正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剑桥文学史》这种格式是很有挑战性的。

    她观察到海外汉学界目前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狭义化书写，主张矫正此种“片面和残缺”的趋向。这正与方铭先生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书写立场遥相呼应、殊旨同趣，即中国文学史不应是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下的单一的文体史或纯文学史，而应表现横向与纵向交错的多元化文学发展脉络与态势，借此亦强调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广义性。这种文学史书写的理论自觉，可视为向中国文学本位的一种趋近与回归。

    其次，文学史书写方法采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体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传统。按照文学四要素来论，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是一个息息相关而相互依存的系统。中国“轴心时代”以来的儒家文学批评方法，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意谓以作者的身世背景去推求作品的内涵，以己之意去度作者之志。这部《中国文学史》在编撰过程中，运用颇多笔墨，厘清各时代的“社会蜕变与文人构成”“文人世家的构成”等人文背景，由“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路径切入，叙写作者与世界等文学要素之间的关联。

    这部《中国文学史》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新材料，许多章节关涉出土文献，如“现存传世与出土战国叙事体文献”，“现存传世与出土战国诸子体文献”，“《郭店楚简》与《礼记》”，“敦煌文献的发现与价值”。编著者采用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与材料，来补阙传世经典的疏漏与讹误。“二重证据法”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中国文学史上的典籍，包括“四书五经”“十三经”等，历经两千余年的经典化进程中，难免遗留聚讼千年不息的学案。采用“二重证据法”，地下新出土的材料保留原始的历史风貌而可能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尤其对于书写漫长历史的中国文学史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