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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16个省44家文博单位的490余件展品，60%以上是一级品，其中有的还是国家明令禁止出境的。展品中不乏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一些是首次离开本省，甚至首次公开展出的精品。
这些都注定了这是一次超高档次、超大规模的展览——《丝绸之路》展，国家文物局主办，11月6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让我们走进展厅，跟随文物的记忆，寻觅历史的印迹——
作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萌发于早期贸易的自发往来。考古出土材料显示，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等已经远传到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哈萨克斯坦巴泽雷克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冢墓出土有战国花卉凤鸟纹织锦及山字纹铜镜，证明了欧亚黄金草原与中国的早期文化交流。
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这种自发贸易转变为在中原王朝刻意经营下的自觉拓展。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经由绿洲、草原和海上三大干线，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镜、茶叶、四大发明等传入西方，西方的珠宝、玻璃、金银器以及动植物等输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借着这种物品交换、人群交往以及文化交流的积累，古代世界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蹄足神兽传递异域基因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这种神兽纹样受到中原国家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甚至在西汉早期成为一种贵族时尚。
说到神兽，展厅里那只著名的“神兽金饰”不容错过。虽然只有11.5厘米高，但它的唯一性使之声名显赫。这只出土于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墓葬中的神兽，似羊似鹿，站立在一个四瓣花形的托座上。看体形，它是羊或鹿；可说它是羊，却生着鹰一样的喙，向里勾着；说它是鹿，头上的角却是长着耳朵的勾喙鸟首，连尾巴也饰有一个这样的鸟首。
专家说，这种勾喙蹄足神兽是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但几乎都是浅浮雕于相关器物表面，且常常后肢朝上翻转，而圆雕的勾喙蹄足神兽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由于神兽所立的托座花瓣上有固定穿孔，可知是件饰品。同时出土的还有银虎、金虎、银鹿、错金银剑柄等贵重物品，因而推测墓主应该是北方草原部族的首领。
蹄足神兽的纹样，很快就传到了中原地区。与这只神兽一步之遥的展柜里，它又出现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一对金腰饰牌上。金腰饰牌正面纹饰采用浅浮雕，勾勒了两只猛兽噬咬有角蹄足神兽的场景。两只猛兽分别咬住神兽的肩部和后肢。虽然展柜玻璃有些反光，但仍能清晰地看出神兽头生大角，前肢跪卧，脖颈、肩部和臀部饰有螺旋纹。
资料显示，这对腰饰牌侧面鉴刻有汉字，显然是中原内地的制品。但其装饰纹样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尤其是有角蹄足神兽的造型，明显是继承战国晚期北方地区流行的有角神兽，表明它们是汉朝工匠吸收借鉴草原文化因素的创新作品。西汉时期，类似的长方形腰牌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出土。
专家介绍，在南乌拉尔山区的墓葬中，发现过与狮子山腰饰牌造型纹样基本一致的腰饰牌，而制作时间为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世纪。这说明，这种汉地制造带有草原风情的腰饰牌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传到了欧亚草原。这也进一步证明，人类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马队驼铃演绎世纪神话
张骞凿空西域后，东西方的交通开始在汉朝政府的经营下持续发展。汉朝以降，各王朝都重视在西域的经营，即便在中原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河西地区的诸政权都“疆理西域”，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作为“丝绸之路”象征符号的骆驼，在展览中自然不可或缺。大大小小的10件骆驼俑摆放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再加上旁边那幅“胡商牵驼图”壁画，让人对当年的丝路商队有了直观的印象。而展厅中五六十件各地出土的胡人俑，有商贾、养马（驼）者、酒家胡、卖艺者、奴仆等，也有为中原朝廷效力的文臣武将，还有着胡服的汉族女子、骑骆驼的汉人，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胡人大量来华、胡风东渐为中原带来的异域风情。
丝绸是当年中外贸易中最主要的货物之一。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吸引了众多观众。它被誉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织锦的图案总体采用山状云做骨架，在循环的花纹间织出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祈瑞文字。其特殊的铭文和图案使它成为国宝级文物。与它同样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也是汉代皇家作坊的产品，是汉皇帝给尼雅当地统治者的赐物。它们不仅反映出我国当时高超的丝绸织造技术，而且也证明了汉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驼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驮载的不仅仅是财富，更多的是文化。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为彼此注入新鲜血液，西方的宗教、戏剧、胡乐、胡舞、胡器、胡食等进入中国，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流行。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丝路交通空前繁荣，使团、商队、僧人以及普通民众络绎不绝，唐王朝在开放、交流与融合中走向巅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唐气象。
“它这么小啊？”不少第一次看到舞马衔杯壶“真身”的观众都发出了这种感叹。高只有14.8厘米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出土于西安市郊何家村窑藏，它的造型综合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形状。这种式样的壶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在辽金时代的墓葬中时有发现，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契丹民族在唐代是东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与唐王朝关系密切。这件银壶正是汉族与契丹等各族文化交流的物证。
而它最出名、最重要的价值当然是壶身两侧的舞马衔杯的图案。舞马是唐玄宗时宫廷中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据载，当时宫中特殊训练了一批骏马，能随音乐起舞。每逢玄宗生日，舞马便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前舞蹈。它们随着《倾杯乐》的音乐节拍踩踏进退、腾跃旋转，曲终时还会衔杯跪伏表示“祝寿”。这件银壶的出土，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信，因而更加弥足珍贵。
碧波帆影开创丝路传奇
在陆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稳步前行。考古资料证实，早在汉代，沟通中外的海上交通线已颇具规模，待至中唐，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有并驾齐驱之势。扬州、宁波、福州、广州等地是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代的长沙窑、越州窑、邢州窑等瓷器行销海外，成为中国瓷器大量外销的开端。
展览中有一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打捞出来的瓷碗。“黑石号”是一艘沉没在印尼海域的唐代阿拉伯贸易商船，1999—2001年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有陶瓷、金银器、铜镜、玻璃、香料等各类商品多达6.7万件。陶瓷占了绝大部分，约6万余件，其中长沙窑的彩瓷5.6万余件，还有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等其他窑的产品。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展出的这些“黑石号”长沙窑的瓷碗上，既有中国传统的莲纹、柿蒂纹元素，也有阿拉伯文图案和阿拉伯地区常见的椰枣纹、水草云纹等图案，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称“黑衣大食”——笔者注）两大帝国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盛。如果说展柜中的那批“南海一号”“碗礁一号”出水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磁灶窑瓷器，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景象，那么元代则以几件元青花瓷器珍品为代表，工笔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外的影响。
作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大宗的贸易——青花瓷，就是中外技术交流的结果。14世纪，元代的景德镇开始使用产自波斯的进口钴料“苏麻离青”作为彩绘用料，而运用中国制瓷技术烧制青花瓷。结合了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审美情趣的青花瓷，很快就风靡世界，成为元明清对外贸易的主要外销商品。一件看起来比普通家用电饭煲还要高大的青花大罐吸引了记者。它的全称叫“青花缠枝牡丹凤穿花卉纹兽耳罐”，顾名思义，大罐的肩部有两个兽首形耳。细看，兽口中空，猜测是系绳用的。一位懂行的观众说，这个大罐的青花发色是典型的进口料呈色。资料显示，这种兽首双耳罐在土耳其、日本、印尼、泰国、印度等地也都有发现，由此可以推测此类器物当时的传播及流通范围。
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及贸易形式出现新变化，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中国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备受推崇，欧洲劲吹“中国风”，并深刻影响了欧洲等地区的陶瓷业发展进程，出现了既洋溢着中国风格又散发着异国情调的产品。德国著名的瓷器品牌“迈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8世纪初，因成功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瓷器而诞生的迈森瓷器厂，为迎合当时的国王奥古斯都对东方瓷器的痴迷，最初的产品以模仿清康雍乾时期的瓷器为主，如展出的两件迈森彩绘盘均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到了19、20世纪，欧洲的制瓷技艺日益精湛，瓷器真正融入欧洲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中，直至今日。
如今，丝绸之路早已超越其作为交通线的定义，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精神象征，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典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成功申遗，正是丝绸之路精神和价值在今天的体现。中国将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与世界通好，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将推动着我们沿着新的丝绸之路继续走下去。
两千余年来，回荡的驼铃摇响了几个世纪的繁荣；今天，来自强盛中国的召唤必将唤醒另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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