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鲁古雅的回忆

    我是在敖鲁古雅河畔出生的，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2003年我的家被彻彻底底地搬迁出来。而敖鲁古雅的时代常常给予我许多的力量，如果你认为生命的初始留在一个被称为“微型群体”“文化碎片”的旁边，会感觉这个滋味很苦涩。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意识到，这原来就是它所要真正给予我的未来。

    我母亲及上一辈的很多亲人们都是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出生的。几百年之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出现在额尔古纳河畔，由于受到雅库特人和哥萨克人的挤压，他们被迫告别了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来到此地，繁衍生息至今。

    额尔古纳河边的学生时代无疑是自由而浪漫的，学校锁不住天性中的无拘无束。说走就走的学校生活，离开定居点敖鲁古雅小村庄，走向大森林深处父母的猎民点，那里有太多的快乐等待着他们的归来。背着比自己还要高的猎枪，走在大人们后边，当然只会打小灰鼠、雪兔，舅舅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在姥爷的帮助下捕获过一头罕达罕（驼鹿）。哪怕是森林中的一束阳光照到脸上都是那么的快乐,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季结伴背冰也是那么的快乐。为了寻找那份快乐，只要听说有上山的车，逃学都要奔去，有时也会徒步进山，偶遇运送木材的汽车就搭车。破破烂烂的212吉普车中只要有一丁点儿缝隙，伙伴们都会钻进去，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飞奔，人们在汽车中哗啦哗啦地颠簸。

    安静的敖鲁古雅河是额尔古纳河的一条支流，河边只有一所学校，叫“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学校”。我上学的时候已经盖起了三层小楼。当时全乡仅有三栋楼房，除了我的学校，还有父母开会工作的乡政府、伙伴们看电影玩耍的文化站。乡政府和文化站在一条马路两端的十字路口，中间大大的院子就是学校。

    读一、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总是十分羡慕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只是因为他们上二楼时趾高气扬的脸。终于我也上楼了，最初我也和他们一样无比的傲气冲天，但是好景不长，二楼的气氛让人压抑，课程表上多了很多内容，书包承重不堪，好朋友转学离去。也许三楼的风景是明朗的，当我终于升到初中后，同学们逃学、打架是老师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而我永远是那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同桌。1997年我毕业时班级仅剩下9个人。

    之后，我的学校没有再出现新的建筑，依然是我读书时的模样。新学期开学总会空出几个桌椅，有些条件的家庭都将孩子送到200多公里以外的根河市读书，女校长每次开学都要忙着办理转学手续。2003年在新址重新建起了一所崭新的学校，仅距离根河市4公里，原来的学校只留下小学阶段，每个班级最多10个学生。2007年9月1日开学那一天，硕大的学校仅剩下了9个学生，10余个教师，根河市教育局决定将其与市区一所小学合并，我的学校名称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很快，新建的学校大楼被改建为敖鲁古雅宾馆。

    据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学校原名叫奇乾小学，1952年就已成立，是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接受外来文化教育的第一所学校。我的很多长辈都是在那里接受汉语文教育。今年已是72岁的巴拉杰伊老人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我的记忆时常回到那个时代，学校中全部是鄂温克学生，我们只懂鄂温克语，学校的课程有汉语、算术、图画。”最初的五六年中，每一堂课都需要三位教师来完成，学生才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内容。第一位是汉族教师使用课本上的汉语，第二位是俄罗斯族教师使用俄罗斯语翻译给第三位鄂温克族教师，第三位教师再用鄂温克语教授孩子们。这第三位教师名叫坤德伊万，是个非常聪明而好学的人。他用自学而来的俄罗斯语为本民族的孩子们教授汉语课本上的文明，“我记得，有一堂课是讲公园里颜色各异的花儿，并告诉我们公园里的花儿是不能随意采摘的，是供大家观赏的。花儿的颜色森林都有，有用我们才会采摘。”

    我没有想到的是，妈妈退休之后，竭力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举动是走进学校，使用流利的汉语文教授汉族孩子们自己的母语。

    [妞日卡（鄂温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