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真实与悲悯

    2007年6月29日辞世的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喜欢用长镜头，并追求影像间的内在张力，生前不拍商业片，有限的作品精雕细刻，尽是对个人经验的探究与挖掘，提炼独到的影像语言。从1980年担任《1905年的冬天》编剧开始，他相继拍了《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等，直至1991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完成，确立了他独特的美学风格。20世纪90年代作为他的另一个时期，推出了《独立时代》《麻将》等。编织复杂的《一一》于2000年上映，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抵达事业的巅峰。

    《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一书，是一部友人与合作者零距离谈论杨德昌的著作，它带给读者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没有学术分析，也没似是而非的高谈阔论，而是从个人与杨德昌相遇的点滴说起，却时时闪现真知灼见。在五类访谈对象（分别为新电影旗手、亲密战友与友人、专业技术人员、子弟兵、演员）里面，除鸿鸿外，小野、吴念真、金燕玲、张震、柯宇纶的回忆尤为鲜活细密，回味绵长。从书中，可以准确地感知杨德昌的人格特点，了解他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电影作品的美学追求。

    杨德昌算是半个美国人，半个台湾人。据杨德昌自己讲，他是20世纪70年代赴美留学学习电子工程，观看了费里尼的《八右二分之一》，决定走电影之路的。那部电影让他似懂非懂，连看四遍，才基本明白，觉得震撼。杨德昌的作品里有费里尼的影子，学其立体并多维表现生活场景的方法。人物愈多，线索愈杂，却愈娓娓道来，心有静气，所谓波澜不惊而内在壮阔，史诗般的表达情怀。他戴棒球帽，喝可口可乐，一辈子美国大男孩样子，性情直率，有时近于火爆。书中提及很多有关他个性率真的细节，比如会脚踹台湾记者，也会在拍摄片场发飙。身份与文化上的分裂与愈合，造就了他的作品既有西方的冷峻，又有中国文化的人性关照。他在创作上是有名的严格甚至严酷，人人怕他，常会深感委屈。为一部片子的配音，他会用超长的时间寻找效果；为了一个镜头的准确与完美，他更会与演职员一道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不厌其烦地数十次来过；为了启用他认准的拥有潜藏的艺术创造力的摄影新人杜可风，他甚至不惜冒着被电影的投资方撤资的危险而与之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正是这样的他，才使那些电影精品的横空出世成为了可能。

    杨德昌在他充满节制的镜头语言中，于无声处迸发出直抵人心的悲悯的力量，而这悲悯的背后是一个赤子对生养他的这座城市——台北，深切而热诚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