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尽管与新媒体融合更多地指向传统新闻传媒,但作为学术主要传媒的学术期刊并不能自外于“传统媒体”。换言之,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在国家战略层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与新闻传播领域新媒体发展快、传播广,直接威胁到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有所不同,在学术传播领域,仍是学术期刊一家独大的局面,在当今的学术体制特别是评价体制之下,传统学术期刊的地位似乎仍不可动摇。但是,新媒体的挑战已经到来。一些随笔、评论性的学术文章乃至长篇学术论文的网络链接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广泛传播,迅速改变着学术传播的面貌,彰显出学术新媒体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我们不妨从技术角度大致勾勒学术新媒体的若干特征。其一,学术信息的传播更为迅捷。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纸本时代从中心到边缘的纵向传播模式,实现了横向的共时态传播,传播不再有任何物理障碍。其二,大量学术信息的聚合(大数据)构成了开放的公共学术平台。在这个大平台上,传统学术期刊已无法独立存在,传播的单元已从期刊变为单篇论文。其三,为改变巨量信息聚合而导致的无序状态,学术期刊将以新的形式呈现,那就是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组合灵活的个性化期刊,并形成有序组合的期刊体系。
尽管前景诱人,但与新闻领域相比,学术新媒体尚不能独立存在,故传统学术期刊可以直接向新媒体转型,辅之以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数字化无疑是学术新媒体的基础,但时至今日,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进程仍然举步维艰。
瓶颈之一是陈旧的观念。在将数字传播的权利授予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后,学术期刊仍固守着原来的理念和地盘,严格按照传统的模式按部就班地编辑和出版,观念上几无改变。然而,在学术期刊以外的世界里,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技术、方式和渠道的变化正在导致整个生产流程的改变,与此相伴随的是观念的改变——历经了从数字化生存到互联网思维的发展变化,不断发酵膨胀,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观学术期刊界,作为互联网思维最好体现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平台始终没能产生,不能不说是与互联网思维格格不入的陈旧观念所致。
瓶颈之二是僵化的体制。学术新媒体难产的原因还在于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是必须为体制所承认。传统学术传媒向新媒体的过渡,或者新媒体的产生,都需要有新的期刊体制的支持。换言之,只有期刊体制为新媒体的诞生开辟出通道,新媒体的产生才是合法的;期刊体制即使不能催生,至少也要能容纳新媒体,新媒体才能脱颖而出。
瓶颈之三是资金的匮乏。近20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新产业可谓风生水起,在将新颖的创意付诸实施而取得空前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巨额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多来自风险投资。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同样需要巨大资金,但学术传播的公益性质使它很难成为赚取巨额利润的产业,争取风险投资的可能与其他互联网企业无法相比。加之囿于政策限制,目前能够投入资金的只能是政府。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国家社科基金给予学术期刊一定的资助外,尚无新的来源。而仅靠这一资助,对于实现新媒体转型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瓶颈之四是人才的困境。回顾互联网短短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许多成功的互联网人士,他们起步之初,都还是青年。然而,在今天的期刊体制和人员结构中,掌握期刊命运的多不是年轻人。由于年龄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他们对互联网从观念到技术、模式和平台都有难以克服的隔膜。
要突破以上瓶颈,需要更新办刊观念、改革期刊体制、加大资金投入和选拔合适人才,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固然需要有精细的顶层设计和积极的底层响应,但更需要一个合适的突破口或切入点。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术期刊的资助可以视为学术期刊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的良好契机。尽管资助时间不长、数额有限,但足以开启转型与发展这一艰难的破冰之旅。国家社科基金通过资助,已经聚合起了200家优秀学术期刊,这是最为可贵和重要的基础。当前,国际学术传媒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平台之争,如果能够整合200家期刊的优质资源,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合作模式,开发开放平台,创新期刊体制,争取更多资金,那么,学术新媒体也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