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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就，影视成为标举时代文艺发展的代表性种类，影视文化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反映时代变迁，以及培育国民情操、丰富人民生活、彰显文化软实力均做出了独特贡献，一批优质影视作品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首肯和赞誉。同时，影视创作队伍不断壮大，艺术生产理念不断更新，影视文化的构建与时俱进。然而，从影视大国走向影视强国，从文化资源大国走向文化软实力强国，乃至实现影视中国梦的路程还很长。为此，影视文化构建中存在的平庸的问题值得认真梳理，影视创作中屡发和多发的脱离群众的流弊亟待反思。
应面向生活，而非背离生活
中国影视在初创期即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虽然，各类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乃至艺术品质不尽相同，但都在表现和再现生活中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社会生活始终是影视文化的源头活水。可以说，积极介入社会历史发展现场，主动影响和引领生活是优质影视作品的一贯追求。近年来，随着消费文化思潮的强势席卷，部分创作者主张影视文化蜻蜓点水般反映生活，避免制造影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流行从生活的体验者和反映者，摇身一变为生活的旁观者和想象者，试图躲进文艺创作的小天地自娱自乐，不屑与生活对话，也不敢与现实较劲。这些主张人为地阻隔影视与生活的源流通道，将文艺创作拘囿于自我想象的小圈子内，直接导致一些影视文化成果在背离生活中游戏艺术。
新世纪以来，影视文化构建中虚无社会生活的创作现象当引起警惕。比如，一些创作者将历史与现实庸俗内容胡乱嫁接，将现代低俗情感穿越到古人身上，在亦幻亦真、亦正亦邪中糟践历史生活。像《宫锁连城》《王的女人》这样的戏说历史剧，核心内容是在一团乱麻的情爱中把玩历史生活，让欲望的列车载着情感的奇观一路狂奔，将历史人物的主体性和社会属性，偷换为人的生理属性和原始冲动，在美轮美奂的画面中抽干生活并远离时代，其实质是依托庸俗情感置换历史生活真实，将社会内容从影视文化创造中驱赶出去。再如，一些创作者对小清新作品偏爱有加，以小清新的名义兜售“优美的贵族生活”“超验的两小无猜”和“俗套的花前月下”，像电影《夏日乐悠悠》《初恋未满》《无人驾驶》皆如此。初看，这类小清新作品的故事内容无伤大雅，但细品不难发现，其故事和人物所负载的社会生活稀薄而贫瘠，人物形象只代表个体的爱恨情仇，而不具有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真实性和恒久性，故事内容基本上将公共生活经验排斥在自我之外，类似的小清新无疑在社会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隔了一堵墙。又如，某些家庭伦理剧有意膨胀生活的消极现象，将婆媳战争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让家暴、内斗和心术成为家庭生活的主体内容，显然，其对社会生活的展示不仅失真错位，而且近乎偏执和极端。
应是大众联欢，而非小众狂欢
社会阶层分化带来了文艺大众化的新诉求，影视文化也不例外，乘着通俗化的东风，影视创作和投放的大众化成为了时代的必然趋势，尤其在多元文化拆解垄断文化之后，“共赏”的热闹场面，甚至掩盖了“雅俗”的裂隙之争，影视接受的大众化倾向更加明显。然而，影视接受的大众联欢，并非投其所好的曲意逢迎，亦非降低趣味的聚众宣泄，而是在通俗叙事和日常情感中，满足多数人正常的影像消费需求，使其在影像中寻找自我影子并确证自我身份，最终获得文化陶冶和审美提升。一句话，大众联欢就是让人们在自觉自愿中抵达“百看不厌”的境界。
近年来，影视文化构建中的“小众游戏”现象不容回避。首先，艺术电影小众化的精英游戏还在持续。部分电影追求思想的精深表达和艺术的精致呈现，只被评论家津津乐道并奉为经典之作，难以走进大众，缺乏为大众服务的普及基因和共赏潜力，甚至专业人士研究起来都颇费精力，更遑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像本世纪初的电影《寻枪》《紫蝴蝶》，尔后的《三峡好人》《太阳照常升起》，甚至晚近的《钢的琴》，它们均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和价值，有的屡获国际殊荣，但普通观众还是选择了敬而远之。事实上，艺术电影并非小众化的专利，“人财两旺”的优秀文艺电影不在少数，如《天堂电影院》《放牛班的春天》等皆是典型案例。其次，小市民的趣味不等于全社会的趣味。有的创作者抓住小市民阶层的特殊趣味，竭力创作一些拿肉麻当有趣的言情剧，或者是荒诞不经的穿越搞怪打闹剧，误以为抓住了小市民的眼球就实现了影视的大众化，面对几亿农民群体的欣赏诉求却不管不顾。像电影《泰囧》《西游降魔篇》，以及电视剧《全民公主》《盛夏晚晴天》，恐怕距离社会“底座群体”的文化需求和日常生活较远。再次，将年轻观众当唐僧肉的创作思维仅是权宜之计。无论是网络视频自制剧，还是电视综艺节目，创作者均不约而同地将受众锁定为年轻观众。他们不惜精力和镜头，力求以炫目的形式和视听冲击去赢得年轻观众的芳心。相比较而言，老年群体、少儿群体、弱势群体的收视需求，却很难激起创作者的兴趣，可见，影视文化的类型偏狭现状影响了其大众化的目标。
应有道德底线，而非随意滑落
目前，在影视文化构建中暗涌着一股审美纯粹化的思潮，有人主张影视艺术的审美是非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存在，不屑谈论崇高壮美，远离道德教化，甚至消解责任和担当，认为它没有服务道德教化和审美提升的义务，影视艺术与道德教化、伦理向善无关。在特殊历史时期，影视艺术创作在“教化论”和“崇高论”方面有过深刻教训，艺术的“他律性”甚至覆盖了“自律性”，一度成为了“听将令”的工具。历史教训应当铭记，但我们不能再犯“非此即彼”的错误，将影视文化推向“超道德”“去教化”和“伪崇高”的另一端。
事实上，包括影视在内的任何文化创造天生具有教化的潜质，对故事的选取、人物的塑造和审美的偏好，均内隐着道德教化的审美理想，鼓吹拆除审美道德底线，拒绝与教化合唱的非主流思维，其结果必将带来影视文化的随意滑落。有的影视文化创造将经典文化进行无底线的破坏，类似于《富村山居图》这样的电影，实际上是拿视觉奇观掏空了道德教化的本分，本来应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故事题材，被炫技的形式崇拜搞得面目全非，基本的影视文化底线全然失守，着实令人扼腕叹息。有的影视创作突破道德底线而为所欲为，比如，古装电视剧《楚汉传奇》，将阴谋、暴力、残忍和爱欲等惑众元素乱炖，基本历史常识张冠李戴，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立场模糊不清，如此蔑视道德教化的创作已然走向了反道德的彼岸。尽管这样，有的学者还为其站台叫好或鸣冤叫屈，看来，倘若影视创作和批评都突破了道德底线，对于影视文化构建均非幸事。
此外，有的电视节目，通过弄虚作假编造催泪故事和崇高段子，骗取观众的同情和怜悯，将起码的伦理教化当做儿戏，给观众传递一种伪善的道德和失真的教化图景，审美效应同样与影视文化的道德底线背道而驰，须知，“伪善”有时候比“去善”更可怕、更可悲！
回首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文化构建走过的道路，成就和收获不容否定。但问题和局限更不容遮掩，只有厘清并正视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影视文化发展之路才可能一帆风顺！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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