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动物与人的消失

    把雪漠作为西北文学突出代表的作家，已经变得毋庸置疑，理解雪漠的作品也就离不开对“西部”这个大背景的把握。此前，我有数年经常到新疆的经验，只是惊叹于地大物博，自然的荒蛮与人情的质朴。今天盛夏，我去了一趟祁连山脉，对雪漠及西部作家的理解又有了更多感性的经验。西部和东部、南部恍若两个世界。在西部，哪怕普通老百姓，开口闭口都跟你讲伏羲，那里到处都是遗迹，说起来都是伏羲时代或者古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故事。到街上或郊外走一走，很快就会遇到历史遗迹，即便一块石头都有某种说法，仿佛过去的时代、死去的东西，随时都会在那块土地上复活。因此，对西部作家来说，历史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经验，日常生活中就有。他们对大地、自然、历史、幽灵都很熟悉。比如，在西部乡下，跟幽灵对话、跟神灵对话，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普遍、很平常、很直接的经验，而这在城市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雪漠并不是直接把日常经验临摹进作品，而是站在西部的大地上，激活了西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以及那种来自大地的气息。西部有很多看起来神秘的传说、经验和体验，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去研究雪漠，就会发现，他确实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西部神话重新激活，重新建构起一个神奇的超验世界；也能在这样一个后现代时代，以文学的方式挑战我们的感觉方式。这是雪漠作品的一个独特意义。

    不过，《野狐岭》最重要的是它传递的那种价值观，它对我们过去的善恶、人神、人与动物等常识提出了挑战。从写作之初开始，雪漠的作品始终有一个主题，即我们人间的善恶其实有着很多可质疑的地方。这部作品再次强调了雪漠的越界经验。关于如何爱动物，如何理解自然，雪漠在作品中进行了相当大胆的探索。据说雪漠经常一个人跑到大漠里修炼，所以自然界的一切，都非常自然地进入了他的作品。《野狐岭》以非常多的篇幅描写了骆驼，非常生动。相比狼而言，骆驼很难写。雪漠笔下的骆驼却非常细致、透彻。《野狐岭》中，他写了不同的骆驼，都有鲜明的个性，黄煞神、老褐、俏寡妇、长脖驼、白驼等等，都写得像人，具有人的性格和心理。雪漠热爱动物，热爱骆驼，但子非驼，焉知驼之乐、之苦、之悲？除了拟人化还能如何呢？这是尽可能与动物平等、理解动物的最好方式了。所以，雪漠对骆驼的描写，将来可能会成为绝笔。而且，雪漠作品确实让我们对生命、世界和自然有了思考，传导了一种人文情怀，对人和自然相处、人和动物相处、人和神相处、人和灵魂相处以及超越生命界限的一种可能性，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其实，动物问题也是后现代典型的主题。德里达有一篇文章《我所是的动物》，开启了后现代“发现动物”的领域。在理性主义时代，人是中心，现代哲学一切都要回到康德，即人是主体，人是出发点，人的主体性被抬到最高。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能自我启蒙的，所以“回到理性”决定了整个现代哲学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提升了现代美学也规定了现代美学的方向，理性自觉也是作为审美合规律合目的性的主体依据，在这一意义上，康德也限制了现代美学。从美学的意义上来看，尼采是反康德的，尽管所有论述尼采的人都不愿把尼采放在康德的对立面上，但尼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本身，就是要打破康德的审美理性基础。可以说尼采开启了福柯、德里达、巴塔耶等人向摆脱理性束缚的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感性是如何完全抛离了理性，消解了理性的绝对权威。在这个消解的过程中，人作为理性的最高主宰者的地位，也受到了削弱。所以，德里达的“发现动物”，对整个后现代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人理所当然在动物之上”这一观点在后现代已经被颠覆了，人和动物变得平等了，或者说人没有任何权利宰杀动物，也没有任何权利蔑视动物。所以，德里达说的“我所是的动物”，人如何尊崇动物，就成了后现代伦理的一个基本规则。

    在佛教世界中，人和动物也是平等的，是不分高下的。由此再回过头来看雪漠的作品，就会感受到，他的思想既有最远古的神话特征，也有后现代的特征。其实，“后现代”这个词今天已经变得有些古旧了，但我们应该重新激活它，让它拥有一种更加充沛、更加新鲜的活力。

    雪漠在《野狐岭》中有大的构思，他要打破整一性——那种以人物中心的事件性构成的故事建立起来的逻辑线索。雪漠花费很多笔墨描写动物，它们作为一种生命个体被凸显出来。人也就不再是小说建构起来的命运之网的决定力量，人也是生命个体，所有个人的命运其实都落入了虚空的背景中。人物的交集和分岔，不再是为了现实的一种行动，可达到的目的和完成的结果，人物只是在活动，在大漠的背景上，在社会动荡和反叛冲动的现实性上，但这一切还是归于无疾而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就杂乱无序，雪漠还是设计了一些东西贯穿始终。这些都表明他想作叙述的探索，同时赋予小说结构以特殊功能。但是，没有人可以起到实际的中心化的支配作用，也没有中心化的可以完成的故事性。但这部小说从片断的角度来看，也是有许多精彩之处的。

    当然，就雪漠小说的这种写法，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会引发不同的争议，比如说是要故事性还是要有更明确的连续性？强调人与动物的平等关系也可能并不妨碍人的英雄主义传奇的展开，事件性可以汇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会使小说的结构在内部重新聚焦起来。当然，这样神话思维就不彻底，但小说思维会更出色。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如果雪漠不那么激进，他的小说可能会更精彩。

    这部小说在主题意义上追求的，不是全部故事和人物明朗之后具有可归纳的意义，而是追求一种纯粹抽象的命运，一种不可知的必然会消失为无的一种命运，只有人的身影留下来，如同鬼影或魂灵一样。这是雪漠关心的，也是我们读完了这部小说所难以释怀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