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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忘师恩

    明师引路

    ——深切缅怀恩师汤一介先生

    作者:赵建永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31日 04版)
    赵建永(左)和汤一介在一起。资料照片

        汤一介 哲学史家,国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主要论著收入十卷本《汤一介集》。

     

        赵建永 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曾任汤一介助手。

     

        汤一介先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

     

        汤师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在汤师身边18年的耳濡目染,使我感到,尽管汤师对学生一向要求严格,但像孔夫子那样,严而不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钱穆称颂汤用彤为醇儒典型,圣之和者。此话用在汤师身上也十分恰当。汤师为人为学大都能在家学中找到渊源。而我与汤师的殊胜缘分正是始自校读汤用彤的著作。

     

        1996年,我至北大求学,导师是汤一介先生。我此际通读了汤师父子的著述,并常写札记呈阅,深受先生嘉许。不久即协助他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为方便工作,在汤师安排下,我从他中关园书屋搬进其北大研究室,任全职助手十余年,朝夕相处,师恩深重,由是略窥学问门径。

     

        自校订《全集》起,除汤师外出,几乎每周我都将不敢擅自决断的问题,向他请示处理意见。经常从晚饭后开始,不觉已近深夜。后因备齐的手稿等资料太多,汤家书桌摆放不开,先生遂不顾寒暑坚持亲临我校书处所,不厌其详地解决所遇难题。每当此时,汤师专注的眼神便流露出对父亲深厚的怀念之情,生动体现出他传承家风国学“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全集》的统稿工作,由我协助汤师完成,经五校才出版,后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我平时还为汤师所写论著查找、核对资料,校订其代表作《郭象与魏晋玄学》《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等论著,并搜集整理《汤一介集》。我深感这对于弘传汤学责任重大,为保证编校质量,晨昏无懈,至忘寝食。此间,我校勘汤师父子著述的各种版本及手稿,并查阅佛藏、道藏及四库文献万余卷。仅重点校勘的汤著征引文献尚且如此丰厚,可见汤师父子治学之深广。

     

        2003年春,汤师中风住院,刚好转就让我协同清理家传藏书,制作编目,注明版本等信息,以便准备捐赠。我于此文山瀚海中整理出3000余册善本,其间时见汤霖、汤用彬、汤用彤、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贺麟、顾颉刚、罗常培、唐兰、朱谦之、季羡林等前辈亲笔题记和手稿。这批文献的发掘将为重新认识汤师父子、研究文化史提供丰富史料,开拓出新途径。

     

        我从汤师做博士后期间,他把在燕南园的院长办公室让给我使用。这里东邻冰心故居,西接向达故居,南临静园,北靠翦伯赞故居,且与汤用彤故居很近。工作之暇,我在院子里种满了花果,一到收获季节,首先挑出硕果送给恩师。

     

        汤师以耄耋之年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儒藏》工程,有40多所高校和海内外数百学者需要经常联系,并解决相关问题。他还身兼北大儒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公务,休息时间很少。但他百忙中依然亲自动手整理先父文稿,为《全集》圆满完工而殚精竭虑。为不使汤师过于劳累,而有更多精力建设《儒藏》事业,也为了能让汤师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版《全集》,我竭尽全力投入到《全集》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近年来,与汤师见面,他总是先谈起我的新作,予以点评。当得知我有他没看到的文章时,还会让我给他一份。这类来往,汤师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述。他每天有阅读各种报刊的习惯,对最新学术动态非常关注,对《光明日报》看得尤为仔细。

     

        今年春,人民出版社告知,希望能把我整理发表的名家遗札编成专辑,并请我向汤师转达他们出版《汤用彤书信集》等著作的诚意。起初,汤师担心影响正在全力进行的新编《全集》,而不便明确表态。他去世前不久对我说:“等新编结束,如果原出版社不准备出全本的《全集》,就让更有优势的出版社来出吧,书信集也可出单行本。我做不动了,就由你来接着干。”结合稍早前汤师为我整理发表汤用彤未刊稿而签署的授权书来看,此言可视为他对我的临终嘱托。历此十八载校订,唯愿上千万字的全本《全集》出版工程早日告竣。

     

        我在学术成长道路上多蒙汤师关爱提携。先生学识渊邃,鱼渔俱授,使我不仅学到新型知识结构和方法,而且还明晓许多为人处世道理,受益无穷。汤师于我著述架构颇费匠心,文中每一进展无不凝聚着恩师心血。实际上,这些年来的拙作基本是在与汤师反复讨论中写成的,说成是师生合著亦不为过。

     

        我运用做汤师助手时总结出的“读作者所读之书”的研究方法,所写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还著成《汤用彤传》《汤用彤与宗教学研究新证》《汤用彤年谱》《学衡派重估》诸书。汤师对此煞费苦心和深心。为便利我查找珍稀文本,他给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郑重修书,托我带去。汤师逝世后,郭教授即发表了该信,并撰文解读。

     

        上述系列著述的完稿,并非我研究汤学的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拟在尽快把汤师父子遗稿整理出版的同时,以研究其学术思想为切入点,延伸到相关哲学文化领域:一是在汤师父子对早期儒、道、释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梳理三教互动关系史;二是通过对汤师父子及其师友的研究,而扩展到近现代文化领域。如今,在新起点上,衷心祈盼这项研究能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规律的总结提供有益资源。这也是学术良心的“无上命令”要求学人必须负起的责任。

     

        今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把汤师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者代表,就其传承家风、弘扬国学进行了专题报道。此前汤师已病重,采访受限而使节目制作稍为耽搁。我虽略通中医,但面对晚期绝症,无力回天。见到汤师健康每况愈下,备受病痛折磨,我常向汤师推荐些养生术,他也认真地试图掌握。我还表示想努力学医,为汤师康复尽弟子之义。他欣慰地说:“医学保障生命健康最为重要,也适合你研究,可以是很好的治学领域。”因当时各种编校任务甚紧,我唯有尽力协助先生做好有关工作。汤师虽公务繁忙,但即使在卧病中,仍手不释卷地校阅我整理的文稿。

     

        与恩师相处时光之优厚,是我的幸运。我与汤师所谈问题,数年来记满了两大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先生亲笔所书。还有他写给我以各项编纂工作为主的数百封手札,我都珍藏至今,永为纪念。

     

        先生走了,但他组建的团队还在,梦想还在,完成先生遗愿,才是最佳纪念。我们会拭去眼泪,为更好地弘传国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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