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明初的战争与北方人地关系变迁

    战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巨大而复杂的，既可以推动科技的进步，也会给农业生产和人地关系发展造成很大冲击。宋至明初这300年间，对于中国淮河以北地区来说，战争的破坏作用格外突出，是导致北方经济发展落后于南方的主要原因。据《中国军事史》统计，仅1101年到1400年就发生了600多次战争，其中金、元、明改朝换代的大战乱，对北方人口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使人地关系出现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性变化。

    宋金交战期间，人地关系遭受破坏。北宋时期，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超越汉唐。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约有700余万户居民，占全国人口的2／5。河北大部、山东的济水两岸、河南的开封府及关中渭水平原，都是人口密集之地。但是，从1115年到1141年，金朝先后灭辽伐宋，北方祸结兵连，大量民众死伤或渡淮南逃。尤其是1127年“靖康之难”爆发后，黄淮流域作为主战场，遭金军“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闻臭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河南、关中等地，户口损失更是惨重，许多地区出现了荒无人烟的惨景。在这次战乱中，北方人口减少了约300万户，原来土肥民众的中原地区变得土旷民稀。战争还破坏了水利，不但影响了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也开始恶化，黄河水患加剧，成为此后几百年里困扰北方发展的一个重大难题。

    金朝统治北方期间，人地关系缓慢恢复。自天会八年（1130年）金军有效占领华北后，黄河以北因较早止戈散马，人口和社会经济开始走向恢复。1141年绍兴和议后，位于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关中等地也进入了恢复状态。到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燕京、河北、河东及山东清河两岸的济南府、淄州、益都府等地，已经成为人烟稠密、寸土悉垦、物力丰富的地区了；金章宗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在世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金史·食货志》记载，泰和七年（1207年）北方著籍户数达840多万，53532151口，已经超过了徽宗时淮河以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劳动力的增加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可惜没过两年蒙古大军就发动了对金战争，北方再次陷入战火硝烟中。

    金元战争期间，人口剧减。从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华北城池连连失守。蒙军烧杀抢掠，动辄屠城，所过之处民众四散逃命，农业生产无法维系。如《元朝秘史》所载，“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覆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两千余处。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马蓄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烧毁。”关中地区经元军铁蹄的蹂躏，人口也所剩无几。河南作为金元两军奋力周旋之地，不仅惨遭战火，还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和瘟疫。到金朝灭亡两年后（1236年）元朝统计户口时，北方仅有百余万户，与金泰和七年时户数相差甚远。可见，这次长达20余年的战争，对北方人地关系所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此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元气大伤。

    元朝中期有限恢复。金末战争的沉重打击，加之元朝的高压重赋政策，导致流民难以复业，人们纷纷弃土避赋，不利于北方人地关系的恢复。到元世祖忽必烈时，随着汉化政策的深入推行，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善。《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七年（1270年）北方著籍户数为1939449，较金朝刚灭亡后有所增长。若按吴松弟先生的估算，到至元三十年北方户数最多也不过240万（《中国人口史》），仍远少于金朝时期。恰逢气候转冷期，从元成宗后期开始自然灾害加重，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到武宗以后，陕西、河南等地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大量人口死于饥荒，“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籍”（《元史·文宗纪》）。此外，元朝奴隶制残余势力较强，许多宗室官僚固守游猎传统，将良田变为牧场，同时滥刑虐政，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严重妨碍了农业生产。因此，元代北方地区人口恢复非常有限，农业和经济也未能赶上宋金时期水平。

    元末明初战乱，人口再度锐减。元朝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严重，黄河水患频发，民不聊生。北方作为各方势力角逐之地，起义军的反元斗争、起义军之间的兼并战争和皇位争夺战争纷纷爆发，兵荒马乱下人口锐减，白骨露野。残兵流寇所经之处，百姓财货被抢掠一空。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十室九空，赤地千里。如《元史·张桢传》所记：“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到惠宗二十四年（1356年），“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吴陕之区，所存无几”。这次北方地区所遭受的破坏更甚于前两次改朝换代的大战争，所存人口数量降至历史最低点，以致明初只能通过大规模移民来充实人口。

    明初略有恢复和“靖难之役”造成大浩劫。明朝建立后，政府实行大范围的移民与屯田政策，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因移民的入迁使劳动力得到了补充，生产逐渐恢复。到洪武二十六年，北方人口不足问题有所缓解，荒闲田地基本得到了耕种。据《明会典》，当时北方5省户数合计约230万，接近元朝至正三十年水平，占户口总数的21.5%；有农田近3.5亿亩，占农田总数的41%。这既说明北方人地比率高于南方，也反映北方较之南方地广人稀。明太祖去世后，“靖难之役”使得战争在华北地区持续4年之久，摧毁了洪武年间的恢复成果，人地关系再度受到重创，人口数量再度锐减。朱棣登基后，只能再次进行移民，北直隶是这次战争中人口减损非常严重的地区之一，以致后来永乐年间仅此一地就迁入了约200万人口（《中国人口史》）。

    综之，战争虽不是影响人地关系变迁的唯一因素，但却对人地关系变迁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宋至明初北方地区频繁发生的战争，不仅使北方人口数量几度大规模下降，人地关系曲折变化，还扭转了宋以前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格局，形成了“南之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农政全书·农事下》）的局面。北方由地广民众向地旷民稀的转变，人地比重的不断下降，使黄河流域失去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和动力，与南方日益地狭人稠的长江、珠江流域相比，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丧失了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心”地位。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