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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有感而发

    转型期中国的坚实叙事

    ——读周闻道的两部散文

    唐小林 《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27日   13 版)

        周闻道的两部散文《国企变法录》和《暂住中国》,笔锋锐利,直刺两个在现代化运动中“异峰突起”的问题——国企变革、暂住现象,并以在场叙事证明:现代性运动在中国远未结束,中国还处在巨大的转型阵痛期。这个结论并非故作矫情,更非空穴来风,是作者或重返历史现场,或介入当下现实,或亲历事件本身,实施“在场”勘探,深入思辨的结果。

        国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脉,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国企改革,可以说牵动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体系。暂住,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大量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大学生,梦想改变贫穷命运的乡村青壮年,或“暂住”城市,或“暂住”城市和他乡而不可得,为讨生计,四处漂泊,构成当代中国的“流动大军”。就这样,“国企”和“暂住”,在周闻道所倡导的以“在场主义”命名的散文那里,成为观察中国的两个坐标。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在工人和农民这一历史主体的命运咏叹里,这两部书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阔景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迈向现代化途中的艰难“现场”。

        但是,“全景”和“现场”,必须依靠实在世界的饱满细节支撑。过去许多写此类宏大叙事的作品,大都是居高临下,把细节作为佐证。周闻道却反其道行之,以在场和细节,呈现叙述的力量。《国企变法录》浓墨重彩、大写特写的那些国营企业的“变法”,诸如大型军工企业电子厂的破产重组,芒硝厂、肉联厂、棉纺厂、机械厂的改制等,都发生在作家所在的辖区和担任经贸委主任的八年任期内,都是作家亲力亲为,都曾触动过作家的每一根易感的神经。《暂住中国》的事件,虽然大都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越出了作家居住的眉山市,但其个案不是发生在作家身边的亲人身上,比如“被二套房”的暂住户堂侄、深陷自主创业罗网的何琪,就是作家对于当事人采访的“笔录”,或者来自权威报刊的可靠资料。

        为了构筑“全景”和“现场”,营造“在场”感,周闻道试图再现“国企变法”的全过程以及暂住现象涉及的全方位。周闻道注意到,由于农民流动大军的出走,带来的不仅是荒芜、贫瘠、空心化,甚至夹杂最后的被掠夺的中国乡村,更是这个流动群体的精神荒原:相约美丽死亡成为其精神突围的方式;QQ是唯一的精神家园;慢慢地折磨直至逗死一只蚂蚁,以无聊的方式打发无聊居然成为乐趣;情爱生活低级到难以启齿。这不是农民的错,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畸形发展,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

        事实上,《国企变法录》和《暂住中国》不只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如果说还原“实在世界”,再述“一切发生的事情”,使这两部大散文肌质细密,文字结实;如果说再现“国企变法”的全过程以及暂住现象涉及的全方位,使这两部大散文具有逼真的历史现场感以及大开大阖、上下求索的思想质素;那么,叙述者在叙述中,不断站出来,或者站在正方,或者站在反方,或者站在国家,或者站在地方,或者站在理论,或者站在实践,轮番变换角色,不断换位思考,反复诘问辩难,将实在世界发生的事情与宏阔的时代背景、历史现场相沟通,又使这两部大散文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

        《国企变法录》和《暂住中国》继承了文学的批判精神,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的维度,呈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被周闻道称为“在场批判”的批判,并不是过去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重复,而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那就是真实、善意和建构。这或许就是周闻道散文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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