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土灶

    土灶像个失恋的人，心灰意冷，似乎早被人遗忘，但我心怀敬意，她一直在我的生命世界里，点亮我的青春年少，让我的那份乡情，燃烧得更加炽热。

    我生在陕北乡村，在土炕上，度过了婴儿期。可以说，最初的温存是土灶给的。那个时代家家都穷，我家也不例外。我有五个亲哥哥，母亲总担心我的身体，到了五岁多，还让我吃着奶水。饥饿这个入侵者，只有食物才能击退。村里的小伙伴可多了，我们爬上了土崖畔上的老榆树，一把一把的嫩榆钱，竟吃坏了肚子。我们还向邻村“进军”，偷偷窜到王家梁村的大石沟里，将老光棍的酸杏揣在兜里，慌乱中树枝划破了小脸蛋；跑更远的路，闯入刘南洼村的杜梨地，刚爬上树，大黄狗追来了，“噢——偷人了，偷人了……”我们吓得四处逃散。

    偷吃只是偶尔的事情，算“小战役”，给了我快乐和羞涩，可土灶才是我的依靠，是我的“根据地”。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手背、脚跟和耳朵是最易“沦陷”的地方，但疗伤变得更加漫长，用的是土方子，要等大雪来到院子，将铁脸盆盛得满满的，顶上放一把糜草，再放在土灶上消融和煮沸，才能浸泡和清洗，擦干后抹上凡士林，坐个小凳子，在土灶上烤。盼了多少场雪，洗了多少回，烤了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但每到冬天，我的脚跟就皴裂、发痒和疼痛，就是那时留下的“顽疾”。

    土灶是生命的中心，乡村的统领。也因为天冷，我总会和哥哥们围着土灶吃饭，仿佛是个盛大的仪式，不论炭火和柠条混合的气味怎样刺鼻，我们都显得很“欢庆”。待母亲洗完锅，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父亲摆开“阵势”挣着笤帚，我们又守在土灶旁，有站有坐，有说有笑，不时地添着柠条、水桐树枝、高粱秆，“劈劈啪啪……”火星常会溅到我们的头上、身上，火光像个放映机，忽明忽暗，窑洞就是银幕，跟着忽明忽暗。那种其乐融融的样子，一直在我心中。

    更多的时候，我们总会挨饿。在快要熄灭的炭灰里，放入三四个土豆，待小木棍翻过两三次后，“美餐”就来了，再夹点咸菜，更有味。有时还不过瘾，就烧一两个玉米棒子，火候掌握得不好，翻得不是时候，不是烧焦，就是夹生，但我们不管这个，就抢着“品尝”了。其实每个人并没有吃多少，吃的是一种氛围，一种祥和，一种精神的支撑。

    进入腊月，那就是土灶最忙的时候。家家户户要置办年货，我家显得更忙，杀猪、宰羊、烧肉、蒸糕、压粉、做豆腐、炸丸子、酿黄酒……我感受到了土灶的古朴、温情和神圣，真有种信仰的力量，令乡亲们充满敬意。它是有形的，但似乎又是无形的，它让我们凝神，面对袅袅炊烟和氤氲热气，懂得了淡泊、满足和感恩。

    “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我不能像白居易那样漂泊，到头来客死洛阳。如今，我生活在一座没有疗方的城市里，精神的归依还在纯朴的故乡，土灶、土炕、土窑、土院、土墙、土路、土地……

    租房的十年间，在小二楼阳台的拐角处，我用过土灶，是妻子在大保当镇上买的，二百多块钱。说是土灶，但也是土洋结合，用角铁焊的，灶台是白铁皮的，烟囱是可随意装卸的，但不知怎的，有时不顺通，倒往出扑烟，做饭来得很慢，赶不上需要。更重要的是把邻居呛得不舒服，即使不做饭时，遇到风天，院子、楼梯、走廊到处是烟尘。

    这个土灶，没用多久，就不得不退出我城市生活的舞台，液化灶随之隆重登场。生活的果实翘望在枝头，我终于有了新居，天然气灶成了“主角儿”，同时有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等“配角儿”联袂出演。看着这些“洋节目”，我总会想到土灶。

    土灶是我生命的一个情结，是我乡情的一种佐料，一个助推器。城市的饭菜，是吃不出烟熏味的。也许，我这么多年追寻的，就是那点味觉。嗅到了那个烟味，我就触摸到故乡。

    （作者为“70后”作家，获两届柳青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