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昆明人

    王蒙先生在为我的文集所写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赞美云南，之后，又以他的王氏幽默赞美昆明，说：“尤其是昆明，四季如春，繁花似锦，在昆明购物，小贩说起话来也是那样地温柔和蔼，分贝比河北人或者广东人低十几倍。”各地的方言皆有自己的特点，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里似也谈到，昆明方言温软低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包括语言。谈论昆明人，先说说昆明人讲话有什么特点？从语音听来，昆明方言介乎四川和贵州之间，音量确实不大，与关东大汉声震屋瓦的声音相比很有亲和力。尤其是地道的昆明女孩，声音柔柔的，甜甜的，扁扁的。“甜”“柔”同属南方女孩的语音，这“扁”则是昆明方言有别于“吴侬软语”之处，即没有吴侬软语的“嗲”，因而自成特色。

    我发现，一个地区的居民个性，语言特色似乎和该地域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天寒地冻容不得你喋喋不休，这成就了关东人的豪迈、说话干脆的性格；而长江边上的武汉，天气酷热，似乎成就了他们热烈火爆的“九头鸟”脾气。四川人讲话（尤其是农村人）则声调偏高，这也许又是因为川西平原人口密度大，罕见大的自然村落，多是十几家、几十户的小居民点，在飞机上看，星罗棋布，密度很大，距离很近。在没有手机的年代，隔着田垅高声呼唤便能听到。长此以往，代代沿续，就形成四川人讲话高嗓门的特点。昆明人，尤以老昆明，过去一家或几家同住四合院里，家人、邻里间喁喁闲谈，讲话无须大声，更不会因严寒酷暑迫使谈话短促、简单，于是，昆明人的柔软绵长的语调便这样形成了。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花枝不断四时春”，一年四季皆可出游的自然环境养成了昆明人好玩的性格。庙会、花市、年货街都是比肩接踵万头攒动。如今，省内游、国内游、环球游的话题，在昆明是亲朋间、单位里乃至公交车上都能听到的。然而城市膨胀，人口流动，在大街上是很难听到地道的老昆明话了。

    在昆明有一个去处——翠湖，能集中观察到昆明人那种好玩、包容而又温良的民风。历史上，翠湖原是昆明市西北郊的一个小湖泊，叫“菜海子”。改革开放，城市暴扩，现在，这一带已变成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心，翠湖也就成了市中心的一个大大的街心花园。里面亭台楼阁，曲水回廊，一年四季叶绿荫浓，花团锦簇，冬日更有贝加尔湖的鸥群飞来越冬，届时树影碧波，白鸥点点，闹市中有如此风景，自然成了全市最喧嚣的场所。喧嚣不是游人喧哗，而是好玩贪玩的昆明人一年四季都要在这里唱歌，跳舞，奏乐。特别是双休日和晚饭后，亭子里，树荫下，小广场上，有跳彝族左脚舞的，有老昆明敲敲打打唱滇戏、扭花灯的，有小年轻狂吼“狼爱上羊呀”的，不远处还有大妈大嫂们穿着演出服，化了浓妆，且歌且舞，高唱“假如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所有这些，你得近距离听，稍远就轰轰然混响成一片了，分不清哆来咪发嗦、听不出任何旋律任何节奏。每个音符在空中打斗而奏乐的人却各玩各的，相安无事，这最是昆明人温和性格的明证了。这叫我想起不久前媒体报道外地某些城市广场，大妈们跳广场舞，周围住户不堪其扰，有的买来更大功率的喇叭进行干扰，更有甚者，或泼大粪，或放藏獒乃至鸣猎枪示警等等。这一对比，更凸显了昆明人有如春日般的和煦性格。

    昆明人这种包容、温和的性格在翠湖西路上也明显看得到。环翠湖有东南西北路，翠湖西路的人行道相对宽敞得多，很多自娱自乐的小乐队和流浪歌手常在晚饭后或节假日麇集在这里。有高中低音管弦乐配得到位，看的是五线谱，显得很有专业素养的、自名为“老唱片”的乐队；也有只凭一台电子琴支撑音量，二胡或口琴或笛子或唢呐胡乱配搭的凑合型；或者干脆就凭一把吉他唱流行歌曲的流浪歌手。不足半里的一条人行道上有四五个乐队，相距也就是一二十米。也是各吹各打，互不干预指责。游人经过这里，想听雅一点的，可以选择那个有着小提琴、萨克斯的“老唱片”，他们的乐队有和声、有变奏，听他们奏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铃儿响叮当》、《花儿与少年》什么的，确也惬意。一般上了岁数的老昆明，要听云南民歌花灯，就围在那个凑合型的小乐队旁边。年轻人喜欢流行歌曲，就去听弹吉他的流浪歌手唱时下最火的《小苹果》。这个歌手把吉他套子打开摆在地上，他收钱。其他的乐队则既娱人也娱己，不收费。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那个有专业素养的“老唱片”乐队，常常围得满满的，赢得阵阵掌声。乐队各吹各打，听众也自由选择，互不干扰，互不较劲，一片和谐从容的气氛，这确是昆明的一大人文景观。昆明人那种好玩，贪玩而又温良恭俭让的民风在翠湖得到最集中的展现。

    四季如春的昆明成就了昆明人春天般和煦的性格。那么，自然、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是否也会使民性悄然改变呢？我观察，地道的昆明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那种温和、谦恭的性格没有变，80后、90后的昆明年轻人却明显不一样了。还记得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昆明人的生活好悠闲，喝早茶的中老年人聚在茶馆里听着节奏缓慢的老滇戏清唱；米兰飘香、青石板上有着苔痕的小巷里，各种悠长、绵软的叫卖声隐隐传来……应和的是蓝天白云里掠过的鸽哨声。如今昆明市，有的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如过江之鲫的人潮车流，罕见蓝天白云，灰蒙蒙的天空里传来的是波音、空客掠过时的轰鸣。那些中老年人组成的乐队歌舞队尽管仍在人行道吹拉弹唱，然更多的年轻人却骑着悄无声息的电动车疾驰而过，仿佛都急着要去办某件重要的事情，对此充耳不闻。即便是走在路上的年轻人也不一样。大多数步履匆匆，却又低头玩着各自的手机，好几次差点和我撞个满怀。莫非这就是新的昆明人？很想找找那些说话温软的昆明女孩，但看到的只有放学时打打闹闹叽叽喳喳的中学生和晚上与男友到翠湖边酒吧里听听席琳·迪翁喝一杯咖啡的白领女士了。老昆明世代相传的民性是否在这几代人的身上已悄然改变？我不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和半个世纪前大不一样了！特别是近些年，人口自由流动，使大量的外地人拥入了这个民风淳朴，从不排外，四季如春又很容易挣钱的城市。现在走进翠湖，特别是节假日和傍晚时分，你能听到各种口音：河南、四川、贵州、江浙、东北、两广……其中很多人已在昆明买了房子，成了当代昆明人。昆明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七八十万人口的城市，猛增到现在的七百多万，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影响着民风民俗。环境也改变着这个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观楼远眺滇池，在西山远眺昆明市区都是澄明一片。现在登西山南望滇池，北望市区，大多日子里都是灰蒙蒙的，似雾似霾，再见不到“水绿天青不起尘”的昆明往昔。

    既然自然环境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那么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变化，长年累月，一代一代，是否也会改变昆明人的个性？比如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为适应当代社会的竞争，其民族个性怕也和他们的祖先不完全一样了。看着雾霾似的空气，受污染的滇池，被拆掉的古老民居以及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小小盆景似的翠湖，还有翠湖里那些南腔北调的外来移民，有着昆明性格的温和柔顺、谦让而又爱玩耍的、操一口纯正昆明话的老昆明人，怕只有在翠湖那些唱歌跳舞奏乐的人群中才能找到了。而当一曲终了，夜幕降临，就连这几个人也消失在黑乎乎的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了。

    （作者系白族作家，1957年开始创作，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三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