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他们以科技守护生命

    深秋里的朱日和训练基地，红蓝双方鏖战正酣。

    突然，一名陆战队员“中弹”，他赶快按下左肩上的呼救终端，瞬间，呼救信号连同伤员姓名、部职别、血型及地理坐标立刻发送至抢救组搜救手持机上，10分钟内，军医已成功搜索到伤员并将其后送；又一名突击队员不慎“负伤”，被送到野战救护所后，远程医疗支援系统迅速联通，千里之外的专家远程指导手术。

    我军首次基于信息系统开展的实战化卫勤保障演习，不断带给人们惊喜。而在这惊喜的背后，是第85医院全军远程医学信息技术研究所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电子伤票系统、野战单兵搜救系统、后勤装备信息化综合集成、实兵交战战救训练系统，一项项最新研究成果支撑起卫勤保障信息化建设的大幕。

战场需求就是课题

    20世纪90年代，两则新闻令当时还是第85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的连平深受震撼：

    美军开展远程医疗，身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专家为海湾战争伤员实施诊断。与此同时，西藏阿里地区一名戍边军人突发阑尾炎，因大雪封山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牺牲。科学技术落后，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连平心绪难平。

    如何使军队优质医学资源辐射偏远地区？医学与信息学该如何交叉渗透发挥作用？连平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毅然向医院党委提出申请，改行从事远程医学研究。

    1996年，在众多质疑的目光中，连平一头扎进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组建团队，开启远程医疗和创建研究机构的艰辛旅程。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攻关，1998年军队首套有线通信的远程医疗会诊系统问世，经专家评审鉴定，总后卫生部决定在全军推广，并在南京军区第85医院正式成立“全军远程医学研究开发基地”。从此，他们在卫勤保障信息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

    2006年，一场海上实兵演练中，一名“伤员”落水，随身携带的纸质伤票被海水浸湿，难以辨认，救治被延误。参演的连平团队意识到，纸质伤票已跟不上现代战争的步伐。

    又是两年艰苦卓绝的攻关。2008年，“电子伤票系统”投入生产，正式装备作战部队，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次配发部队的战救信息技术装备，翌年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8年，邱光华机组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失事，军地组织人员进行了地毯式搜救，10天后才找到失事飞机，这一事件刺激着研究所每个人的神经。研究所把攻关目标锁定单兵战伤搜救“黑匣子”，大胆提出研制我军野战单兵搜救系统论证报告，同年被列入全军卫生系统“十一五”重大科研专项启动研究。2012年5月，“野战单兵搜救系统”研制成功，列装我军首支数字化机步师，再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科研置身一线

    科研成果能否转化为战斗力，关键在于与实战需求贴得有多紧，与一线官兵贴得有多近。

    为检测单兵搜救系统的战技性能，研究所人员上高原、下海岛，哪里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恶劣，就到哪里去。

    皖东山地的夏日，温度高达42℃，他们与部队官兵一同模拟战场情景，在近百平方公里内，选择不同海拔高度检测战救数据传输质量。白天太阳晒得没处躲，夜间蚊虫叮得无处藏，测试还是一项不落。

    在闽南机场，他们登上直升机，动态检测地面单兵呼救信号。直升机模拟实战飞行，剧烈摇晃，采集数据的工程师戴艳春测试刚一开始就呕吐，但他仍紧盯着名片大小的电子屏，记录下从300米到1200米不同飞行高度下的测试数据。在深冬里，为检测微小天线效能，50多岁的连平所长也经常脱掉大衣，钻进冰冷的装甲车。

    这些研究人员，肤色黝黑，双手粗糙，但就是这样的磨炼，让一项项科研成果在实战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特殊使命的特殊牺牲

    部队官兵称他们是“生命守护神”，可他们对于家庭的守护，却远远不及格。

    对于忙得和陀螺似的连平所长，妻子从未有怨言，一人挑起家庭重担。一天夜里，连平刚进家门，就看到妻子在用拳头敲打脑袋。原来她的偏头痛犯了，吃药也没用。女儿在一旁哭着说：“妈妈常这样。”连平一阵揪心，自己给予家人的关心照顾太少了。

    由于研究所担负的多是秘密任务，大家常以“出差”为由，与家人失去联系，有时甚至消失几个月。工程师龚红伟家属最怕的就是老公不接电话，销声匿迹。2007年儿子出生时，他在演习场上忙着检测系统性能。妻子辞掉工作，一个人拉扯孩子。儿子常说爸爸是“大骗子”，因为多次许诺带他旅游都没有兑现过。

    连平说：“特殊使命必有特殊的牺牲，能回报家人的，唯有全力投入事业。”

    (本报记者 尚文超 本报通讯员 高洁 郭彬 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