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教材的因与革

    王海波，男，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蒙学教材与文学教育》。

    博士导师：曲阜师范大学 单承彬

    通讯评委：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于建福 北京大学教授 张广保

    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蒙学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教材，但真正广泛流行的经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来主要有《史籀》《仓颉》《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它们构成了蒙学教材发展的主线。二是经典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较长，往往被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它们也会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汉代《急就篇》逐渐取代《史籀》《仓颉》，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南北朝时《千字文》渐渐兴起，到宋末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教材体系，这个体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蒙求》，至明清时被《龙文鞭影》取代。这样的兴替，均不是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结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新的教育环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特性。

    在词汇学习阶段，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是蒙学教材一贯坚持的编写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学，汉代刘熙《释名序》说“博物君子，其于答难解惑，王父幼孙，朝夕侍问”，《中庸》提倡“博学之”。因此，蒙学教材十分重视在初学阶段就为儿童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急就篇》的姓氏、诸物、五官三个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职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识，是一个极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到《千字文》时，这一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历史内容逐渐增多，也为后来《蒙求》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编写教材开创了新的道路。“三、百、千”的知识结构沿用长久，其实就是蒙学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明。《小学绀珠》《幼学琼林》等类书式蒙学教材，更是将这种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即便《声律启蒙》一类教材也蕴含有广博的自然、人文常识。

    蒙学教材一直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古代教育中的乐教、诗教、儒家经学教育都是以构建学习者思想道德体系为最终目标的。但乐教需要调动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古代经济薄弱、文化设施及高水平师资匮乏的状况下，乐教不具备普及性，只能在贵族阶层开展，加之古乐失传，则更加不可能面向广大初学者推广了。而《诗经》对懵懂儿童而言，深奥难懂，也难以在初学阶段广泛开展。《孝经》及宋代形成的《四书》分别被视为立德之本、入德之门，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在这样教育背景下，蒙学教材也体现出了对道德人格教育的追求，并不断创造出更适合初学者的教育手段。

    蒙学教材的知识体系，渗透着道德人格教育力量。《急就篇》“五官”部分的律令教育，就是法制教育，可以帮助儿童确立道德和行为规范，此外它还讲述了官员的道德修养要求：廉洁平端抚顺亲，奸邪并塞皆理训，变化迷惑别故新，更卒归诚自诣因。“廉洁平端”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利于道德人格培养。以律令和官员道德教育儿童，也符合读书人入仕的理想要求。唐代，史学的地位日渐高涨，科举设有史科，以三史考查人才，进士科的诗赋命题大多取于经史，另外弘文馆、崇文馆学生也考“经史策十道”。以历史人物为内容的《蒙求》应运而生，它在充实儿童知识储备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教育的作用。以人物故事开展道德人格的教育，有十分古老的思想源头，《易传》中有君子蓄德之法，“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后，以德行教育为唯一宗旨的朱熹《小学》，其嘉言、善行两章也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纯正蒙求》《龙文鞭影》皆沿用此法，直至清末。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俗社会意识的觉醒，也使一些蒙学教材的道德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为突出的就是《增广贤文》。它汇集诗文、小说、戏剧中的格言警句以及民间俗语，虽然仍以孝、敬、友、爱等正统美德为基础，但流露出对社会的恐惧与戒备，更不强调忠君思想，主张明哲保身，益寿延年，反映了世俗社会面对艰难生存环境而产生的消极心态，这与儒家要求的弘毅精神背道而驰。

    诗文写作，是古代考查人才的主要方式。诗文技能教育的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而蒙学教材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应对也十分迅速。因此，诗文能力的教育需求是推动蒙学教材变革的最为直接的因素。

    汉代“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大量识字及作赋则成为读书人入仕的必备技能。汉赋主要艺术手法是铺陈相类事物，《急就篇》罗列相类事物词汇，没有描写，类似于铺陈之法，其结尾也是汉赋结尾常见的歌功颂德之句。诵读这样的教材，在识字、积累知识、培养道德人格的同时，也能快速掌握汉赋写作的一些主要技能，这是《急就篇》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其主要考试文体是律诗、律赋，顾炎武说“唐之取士以赋”。无论律诗、律赋，都讲求平仄押韵，且以切韵为准，这就需要应试者掌握切韵。《千字文》尚且可以提供对仗的学习，但《急就篇》已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了，由此，《急就篇》开始衰落。而新生的《蒙求》在编排历史故事的时候，采用了切韵，并且四对八句一韵，这样就便于儿童学习格律及切韵。因此，《蒙求》受到普遍欢迎，甚至在明清时先后被收入《唐音统签》《全唐诗》等唐诗总集。

    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也增加了论。宋初规定“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南宋建炎二年，又规定“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论在考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三字经》中的句子不再有描写，文字没有辞采，全文主要采用直白的叙述或议论，而它在议论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是一段完整的议论，以“性”的变化来论证“教”的重要性，四句之间就是起、承、转、合的基本体制；再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紧承上文，以事实证明“教之道，贵以专”。

    明代科举废除了诗赋，仍然讲求对仗的八股文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首要文体。此后，清代科举又恢复了律诗，并置于首场试艺之后。因此，对仗、格律仍然是明清时期儿童必须要掌握的诗文基本技能。另外，宋代以后平水韵取代切韵成为了诗文用韵标准，学习格律、平水韵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所以，元代开始兴起了声律类启蒙教材，明清时期，声律类教材则更加兴盛。其他类型的教材也迅速反应，最典型的就是《龙文鞭影》，它用对仗编写句子，按平水韵的平声部编排顺序，在学习典故、陶冶性情的同时，也初步掌握了对仗声律。

    将博物教育、道德人格教育、诗文能力教育，巧妙地融为一体，是古代蒙学教材的成功做法，因此诞生了一批经典教材。在功利教育盛行的状况下，能否满足仕进的需要，则决定着蒙学教材能否被广泛接受。从蒙学教材的兴替来看，如果无法满足仕进需求，即便再为古朴纯正的教育，也不会真正得到推广，就如同《急就篇》最终退出教材序列而成为文字研究材料的结局一样。

    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古代蒙学教材，其为仕进写作而刻意做出的变革，在新的教育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而它们蕴含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却仍有教育价值。所以，当前许多地方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还继续采用“三、百、千”等蒙学教材。但如果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编写一种有更好效果、有更为持久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教材，则有必要从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中寻求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