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是山东大学之源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源

    登州文会馆是山东大学之源头，有两条线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是山东大学堂之线。19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中，“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成为变法维新思想鲜明的旗帜。1901年9月14日，清朝政府决定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光绪皇帝下谕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后，山东巡抚袁世凯即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是年10月在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山东大学堂。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商学、兵学、伦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

    “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得到了开明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上谕反应迅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了解山东有办高等教育的基础和经验，知道登州有个文会馆，有了这个基础，他才敢为人先。其次，山东大学堂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首任总教习则是登州文会馆馆主赫士。这说明，在当时的山东已有一批外国人在从事高等教育。再次，通过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法，可以看到山东大学堂已具备鲜明的现代高等教育的特色，这与科举制度刻板的八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曾任山东大学堂西学教习仲伟仪先生的《仲补衮堂七十双庆寿言录》和其孙仲维畅先生的《我的祖父仲伟仪》及近年来海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中，都对登州文会馆和山东大学的渊源有比较清晰的表述。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已在登州（现基本为烟台辖区）设立教区。1863年，美国人狄考文博士夫妇和郭显德夫妇乘船历半年时间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山东登州府（蓬莱），次年狄考文在县西北隅租一废寺，修缮办学，称蒙养学堂。光绪二年（1876年）更名登州文会馆。1882年增加大学部。1886年美国长老会确认登州文会馆为大学。这是山东省最早的大学，也是中国第一座现代高等学府。

    1901年10月山东大学堂成立时，赫士即率文会馆几乎全班人马和部分文会馆毕业生18人来到济南，沿用文会馆20多年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教学计划、所用教材（删除了原先的宗教内容）以及运作流程等，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使山东大学堂开校。清政府因此对赫士予以嘉奖，要求各省仿效山东大学堂成例办理。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各省兴办大学堂的热潮。从这个意义上讲，登州文会馆即是山东大学的源头。

    另一条线则是齐鲁大学之线。据史料记载，188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医生聂会东夫妇到达登州，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子，用一部分做教室，另一部分作为小型诊所，并招收了5名学生，这是文会馆医科的开始。1890年，聂会东夫妇在济南设华美医院。1902年6月13日，在山东的美国基督教会北美长老会和英国基督教会浸礼会的代表协商，联合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即齐鲁大学。1903年成立共和医道学堂。1907年在济南建立固定的共和医道学堂和医院（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1911年，共和医道学堂的医学大讲堂（现齐鲁医院办公二楼）和诊病所（现齐鲁医院办公一楼）、宿舍等建筑竣工，成为当时教会在华所办的全国四大学堂之一。1911年4月17日，共和医道学堂正式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标志着齐鲁大学医学院正式成立。1930年7月，齐鲁大学再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申请立案，1931年12月17日核准立案，孔祥熙任齐鲁大学董事长，朱经农任齐鲁大学校长。1952年，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成新的山东医学院，1985年改名为山东医科大学。

    同源归一，源远流长。2000年7月22日，这两条线最终汇到了一起：山东大学与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大学。

    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山东大学之源，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源。

    第一，在欧力东渐，西学中传的时代背景下，从1864年9月狄考文夫妇在观音堂创办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即登州蒙养学堂起，历经1873年的“登州男子高等学堂”；1877年1月，更名为登州文会馆（Tungchow College）；1886年，确定为大学教育；到1904年文会馆迁至潍县与当地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学堂。登州文会馆从蒙养学堂、高等学堂再到国际上承认的大学，开风气之先，完全是先进的欧洲近代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交融、适应的历程，促进了晚清高等教育从传统学宫书院向现代新式大学的转型。因此，登州文会馆可谓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

    第二，登州文会馆立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不仅向东方中国介绍了代表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理学、地质学、经济学等，而且还通过接受美国友人捐赠，在登州安装第一台发电机和第一台反射望远镜等，让学生们和当地居民感受西方科技文明的魅力。登州文会馆不断发挥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

    第三，登州文会馆致力于人才培养的职业化。创办人狄考文按照欧洲近代大学关于“全面教育”的办学理念，强调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的结合，建立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干的课程体系，强调实验教学，这些都赋予该校学生重视实学的学风特点，适应了社会转型的需要。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受命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上任伊始即一次性聘任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12人担任教习，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截至1904年，全国16个省份的学堂中都有文会馆毕业生担任西学教习。

    第四，系统移植先进的欧洲近代大学制度，办学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先进。例如，制定《登郡文会馆典章》，率先在中国确立办学制度，按体例办学。《典章》包括礼拜条规、斋舍条规、讲堂条规、放假条规、禁令条规等，对学生学习、举止、行为、嗜好等都有明确要求和规定。另外，文会馆学生或由备斋擢入，或由中学选取。学生实行淘汰制，不及格者，责令重修或辞退。《登郡文会馆典章》亦是后来袁世凯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的参照样板。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分班制，强调师生关系，组织辩论会等学生社团，鼓励、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登州文会馆因其高水平的教学和人才质量，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一度被誉为19世纪中国最好的大学。国际著名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专家、加拿大的许美德教授（Ruth Hayhoe）认为“中国最早的新教大学是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The Tengchow College）”。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刘广京认为，19世纪90年代前中国具有“客观目标”和“影响力”的大学有四所，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是：1882年时的登州文会馆、福勒与李安德1886年创建的燕京大学、谢卫楼1889年创建的潞河书院以及施约瑟1890年创建的圣约翰大学。这些评论，足见登州文会馆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