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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20日 星期一

    文论之苑

    不断开辟艺术领地

    ——概述作家乔叶的文体意识

    翟文铖 《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20日   13 版)

        自从200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守口如瓶》以来,乔叶作为小说家引起关注。尽管这部作品为她赢得了若干好评,但由于体验匮乏,叙事不够成熟,从艺术上说算不得成功。经过10年磨砺,依仗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乔叶已经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文体家。

        乔叶是编故事的高手,新奇的故事核,冲突性的人物关系,巧妙运用的道具,突转、发现与苦难的累积,出人意料的结尾,她均能驾轻就熟。但是,她的小说依靠的绝不仅仅是曲折的情节,即便剥落了故事,还是会有很多东西留下来。故事仅仅是花架,思想的密叶和情感的繁花旁逸斜出。那么,这些花叶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呢?在我看来,乔叶主要是通过在人物之间设置“叙事交流语境”来实现的。

        具体地说,她惯于设置一个封闭环境,让人物处于独自相对的状态,产生微妙变化,彼此敞开心扉。在此方面,《锈锄头》堪称典范。李忠民撞见入室偷窃的石二宝,结果被捆绑了起来。但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彼此反而少了顾忌,李忠民畅谈了自己的知青经历,石二宝也道出了农民的艰辛,遂产生共鸣,对抗情绪缓解。然而就在最为松弛的一刻,李忠民用那把象征着自己与农民友谊的锈锄头打死了石二宝。环境越是封闭,受外界干扰就越少,心灵就越容易打开,《一个下午的延伸》《私奔》《打火机》《山楂树》《结婚互助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失语症》等,都有人物单独相处触动灵魂的片段。乔叶绝少借助叙事者从外部粗暴地介入人物灵魂,她总能通过制造封闭的环境,打开人物间的信息通道,让他们自己在彼此交流中展示思想的浮动和情感的波折。人物活了,整个作品的风韵也就出来了。

        另外,乔叶不对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正面描写,而是通过旁观者的体验和评价进行侧面刻画。小说有自己的艺术辩证法,平铺直叙往往失之呆板,正面描写常常失之笨拙。乔叶的叙事方法异常灵活,常常剑走偏锋,避实就虚,惯常的方式是在主要形象身旁设置旁观者人物,以做镜子。她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我”多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解决》《叶小灵病史》《盖楼记》《拆楼记》《龙袍》等作品,尽皆如此。“我”有时也介入故事,但主要功能是旁观者,对主导事件进行体验、感受和评判,映照出主要人物。《最慢的是活着》中的“我”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故事内叙事者存在的。作者欲扬先抑,写奶奶对“我”的种种偏见与刁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同奶奶。奶奶反对“我”滥交男友,认为那样导致“心寡”,在事实面前“我”接受了奶奶的劝诫。奶奶对毛干部义无反顾的爱情,赢得了“我”的钦佩。待到奶奶在病痛中走向生命终点之时,“我”把一切享乐都看成罪孽。作者通过“我”的见闻完成了对奶奶形象的刻画,而“我”曲折的情感构成了对奶奶的评价,也构成了她整个生命历程的背景音乐,一咏三叹。“我”是视点人物,读者要通过“我”的眼睛浏览纸上烟云,“我”的体验直接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判断。这样,在奶奶、“我”、读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信息交流平台,小说的审美效果得以增强。

        有的作品故事比较单薄,但乔叶通过设置多层次的交流系统,不断建立和解除悬念,让人物情感持续碰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意义增值。《指甲花开》说的是两姐妹柴禾、柴枝同嫁“爸爸”的故事,情节未必能打动人心。但作者采用了选择性视点和复杂的聚焦方式,让不同人物之间不断实现信息交流,小春、五娘、奶奶从各自立场对同一事件进行审视,构成一个复调。人性的善与恶,价值的美与丑,变得含糊而复杂,读者恐怕也由此陷入是非评判的困惑之中。但是,文学作品向来以多义性为美,小说的意义空间由此衍生开来。表演的不过是一首短短的曲子,但演奏者不是个别乐手,而是一整支豪华乐队,交响乐的气势自然要胜于独奏。

        乔叶是一个现代意识很强的作家,她的叙述者是冷静、客观的,权力受到有效控制,绝少对故事进行强行干预。但奇怪的是,这些作品读起来毫不冷漠,绝不干瘪,甚至带着一点抒情的味道。奥妙就在于,她在文本中层层设置信息通道,或让主人公袒露内心,或者让旁观者体验评判,人物的思想情感风起云涌,自然是烟云满纸,丰润饱满。

        作为一个文体家,乔叶的创作贯穿着实验性。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体式的小说,她几乎尝试了一遍,而且每每出手不凡:有情节小说,如长篇小说《爱一定很痛》;有性格小说,如《最慢的是活着》;有情结小说,如《叶小灵病史》;有氛围小说,如《防盗窗》;有意境小说,如《花之蕊》;而《在土耳其合唱》则属于跨文体写作:一条线索是游踪,统领着长篇游记,另一条线索则是导游帕得拉克的曲折爱情,散文和小说凝合在一起。最近乔叶的小说创作大有返璞归真的味道,写实意识越来越自觉,甚至创作了几个“非虚构”,她观察细腻,细节描述灵动,情绪把握准确到位。但是,乔叶收获的也不全然是成功,有些探索不免令人困惑。《最后的爆米花》以小城炸爆米花的乡俗起笔,写孩子的兴奋,写炸爆米花老人的质朴脱俗,平和舒缓,雍容大度,可是结尾数百字,老人暴起掀翻了罪犯,才知道炸爆米花对他来讲不过是伪装,真正目的是为儿子复仇。明明是一个精致的文化小说,和谐,味足,转眼之间剑拔弩张,惊心动魄,告诉你先前的平和静谧不过是假象。虽说是静极生动,但转折之大确乎令人猝不及防。这种对惯常文体的颠覆,对读者审美趣味而言确实是一种不小的挑战。《旦角——献给我的河南》融入大量的地方戏曲,唱词上佳,味道醇厚,却并不能和故事情节勾连,少有互文性,难免给人游离之感。创新未必全然成功,但不探索肯定难有大的艺术突破,乔叶这种永做先锋的勇气着实令人钦佩。

        作为一个不倦的探索者,乔叶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艺术领地。但是有些领地应该不断扩大面积,修筑堡垒,变成切实的根据地。风格的稳定性,毕竟在通常情况下是一位作家成熟的标志。先前读《旦角》《防盗窗》等作品,觉得乔叶正在自觉地把河南方言融入作品,炉火纯青,渐入佳境,我曾惊讶于她正向着语言大师的路上走。可是近来乔叶忽又忙于《拆楼记》之类作品的写作,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然压过了语言探索的兴趣。这里刚冒出来,那里又缩回去了,这不免让人唏嘘惋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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