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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20日 星期一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忘恩师

    忆陈垣

    刘家和 《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20日   04 版)
    陈垣,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主要著述有《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留校任教。

        那时候的校区是在和平门。这期间,有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学校为了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去的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校址。那时候还没有新街口外大街,积水潭那边的城墙有个大豁口,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豁口,我们从西直门过来,北面到处是庄稼地。乡下很荒凉,只有寥寥几家农户。宣传队由陈垣(字援庵)先生带队,扛着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

        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陈垣先生已不再开“史源学实司”的课程了。我没赶上这个机会,心里深为惋惜,就不断打听他指导学生研究《日知录》的情况,把那种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记在心。毕业以后留校,我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总不时翻阅《日知录》,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条。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号亭林)的文章,曾油印若干份在系内讨论。第二年,我到东北师大去进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这篇文章的事情给忘了。

        1956年1月,在长春收到刘乃和先生(陈垣先生秘书)寄来的信,其中传达了先生对我的教诲。原文是:“你作的顾亭林论文,陈校长看见了。很高兴,很是夸奖你。但中间引用了《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有‘愚按心不待传也’一段,此段连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书其所见如此’,都是《日知录》引《黄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间为黄汝成《集释》隔断,遂易误为亭林之文(黄汝成就是如此误会)。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实是黄东发自称,非亭林也。嘱转告你,改正为幸。他又说,这就是古书不好读的一个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号,故有此弊。”

        读了这一封信,我内心深受感动。首先是对先生的由衷感激。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学术研究与校务,日不暇给,乃肯以极宝贵之时间一读后生晚辈之习作,热心予以鼓励,并严肃指出其中之错误,这种诲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实在令人难忘。再则是对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黄震的“愚按”当作是顾亭林引《黄氏日抄》文后的按语,这一引证错误,只要不核《黄氏日抄》原书,可以说是很容易犯的。黄汝成作《日知录集释》,参考了顾氏以下,道光以前学者研究《日知录》中研究过的问题的著述,数近百家,可谓研究《日知录》的权威,犹未能免此失误。可是先生活于黄汝成百年之后,竟然随手而正黄氏之失至如此精细的地步,其治学之精,记诵之博,怎能不使人五体投地!

        这一封信,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获益颇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为什么会引文失误,最初归咎为自己年纪轻,学问少。继而又想,黄汝成为什么也有此失误。黄氏作《日知录集释》时年纪虽不算大(三十多岁,比我那时大十岁),而学问不少。所以黄氏失误,不在于学问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于学问少又加疏忽。最后一想,陈老为什么不会有此失误?除了他学问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引文时绝不轻信转手的介绍。他有一句名言:“人实诳汝。”这一条使他在引用史料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做文引用材料时,首先力求依据原文。在原文实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时,则说明引文的出处。这样使我减少了错误,养成了比较踏实的习惯。

        知道引文错误以后,我赶快找到《黄氏日抄》,首先复核了引文,证实先生所言准确到连字数都不差,进而看了四库全书馆臣所作此书提要。这样,我对此书就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从而也就发现,对于研究顾亭林而言,《黄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书。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写关于顾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书,显然仍然在研究的较浅阶段。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先生的办法,每见书中的引文,必追踪其原文。这样追踪的结果,不仅是一般地扩大了自己对文献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层次逐步深入地扩大了自己的学术眼界。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达到学术的高深层次,那显然就是他在学术上不断追踪或攀升的结果。据闻先生常教人说,探究史源,可以渐知考据方法与治学门径。我之所以能比较细心地做一些考证的文章,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与间接教导,比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结果。当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学先生学得不好、不够的问题。而我的点滴进步,却与先生的方法有关。(祁雪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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