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诈察人不可取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朝中奸臣。唐太宗说，我以为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谁是奸臣吗？那人回答说，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试群臣。若能犯颜直谏者，就是正直之士；若曲意逢迎者，就是奸佞小人。太宗回头对身边大臣们说，流水清浊，在于源头。君主乃政令之源，臣民犹如流水。君主使诈，却要臣子正直，就好比源头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道理上说不通。我一向鄙视诡诈行为，像这样，怎么能作为教化命令？于是，太宗就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大行于天下，不想用诈术教化民众。你说的虽好，但我不能采纳。

    那个上书人的点子，感性的说法叫作试探，理性的说法叫作诈术，就是预设圈套，诱惑取证，目的不外乎是检验对方良心的真伪和品行的高下。在民间，这也许算不了什么原则问题，《红楼梦》中就有“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一出；在战场上，则是司空见惯的兵法，所谓兵不厌诈；但在政坛和职场，这样的伎俩就不够正派，甚至有些阴损，不仅会带坏风气，还会留下难以补救的后遗症，收到的是一时之功，失去的却是长远之信。好在唐太宗不糊涂，有主见，从源和流的关系上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拒绝用诈术考验朝臣的忠奸。

    在清代帝王中，雍正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心术不够光明正大。雍正即位之初，担心宝座不稳，所以有些疑神疑鬼，于是大兴特务机关，私下里派人四处侦察，就连坊间细故也要上达，所谓“密折奏报”。说穿了就是刺探私密情报。据清人昭梿《啸亭杂录·续录》记载，这年元旦夜，状元出身的王云锦在家同亲友斗纸牌，玩了一会儿，发现少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有何消遣，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听了笑着说，“不欺暗室，真状元郎”。说着，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牌出示，正是昨晚丢的那张。幸好王云锦没有扯谎，昨晚也没议论朝政得失，倘若说了雍正的不是，等待他的恐怕就不是笑脸了。

    雍正的功过自有公论，但用这种阴招察人，实属下策，难怪当时的将相人人自危，后世的士人也多有微词。即便他发布了《大义觉迷录》，人们对他心术的险诈还是不能释怀，可见后遗症有多大。靠诈术考察人品，即便在今天也不可取。丹麦医学家芬森，晚年打算选用一名叫哈里的医学才俊做接班人，但又担心他不能在枯燥的医学研究领域内坚守。芬森的助理乔治建议，不妨请人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如果他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就不配做您的弟子。然而，芬森却谢绝了助手的建议。他分析说，哈里是在贫民窟长大的，对富足的生活有所向往是很自然的。用高薪做诱饵，势必让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产生纠结，陷入两难境地。我所要选择的是医学科研工作者，何必苛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

    最终，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并在若干年后成为丹麦有影响力的医学家。当他听说了芬森拒绝用考验人性的方式取人的往事后，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恩师当初用高薪来考验我的人格，我很有可能会中招。因为当时我母亲患病在床需要医治，而弟弟妹妹也需要我赚钱供他们上学。假若那样的话，我就没有现在的成就了……

    这世间，圣人毕竟稀少，多的是凡夫俗子。即便是英雄豪杰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有一念之差，也有为物所惑、为情所困的时候。因此，芬森以他一直赞同的观点告诫人们：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选人重德的原则并无指摘之处，仍然需要坚持，但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考验人性。察人以诚方能各得其所，察人以诈可能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