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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

    经天纬地 图画江山

    ——一家规划院和一批规划师推进国家形象进步的60年

    本报记者 董山峰 《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17日   09 版)

        如果你到过深圳,你很难不为这里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所陶醉。

     

        说到深圳,规划专家常常提起,已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在20世纪80年代带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团队,为深圳规划的“带状组团式”发展结构,有效避免了其他城市因“摊大饼”式规划而导致的城市病。这一版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曾获国家和国际大奖。

     

        60年来,作为规划界顶级的国家队,中规院几代规划师,用他们的作品、理念和爱心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形象。用周干峙院士的说法,他们是在“经天纬地、图画江山”。

     

    他们用作品建设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年已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规院老院长邹德慈回忆道: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于1954年6月召开,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强调城市建设应加强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以此为背景,建工部城市设计院于1954年10月成立,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在中规院,这是一组只有80岁左右的人才能回忆起来的镜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规划都与该院有关。1954年底,第一批重点城市规划设计任务相继完成,该院承担的兰州、太原、西安、大同、株洲、湛江、石家庄等城市的初步规划和兰州、包头等重点城市工业区的管线综合设计任务陆续批复。该院同期担负初步规划编制或选厂工作的项目涉及葫芦岛、侯马、宝鸡、呼和浩特、西宁、贵阳、乌鲁木齐、昆明等大批城市。

     

        这是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规划记忆——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下达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的指示,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经过长久停滞后再次启动。长沙、沈阳、南宁、合肥、武汉、昆明、南昌、桂林、太原、郑州、西安、天津等城市的总体规划及相关研究就是中规院在此后至1982年间完成的。

     

        1983年后,陕西安康灾后重建方案,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建设项目,三峡库区淹没城镇迁建选址,北京、上海、天津等特大城市总体规划等大批重大项目都融入中规院专家的创新智慧。

     

        这是跨入新世纪后的一组中规院数字——

     

        21世纪以来,中规院的规模实力又有巨大进步。仅2005—2014年,他们就承接各类项目4241项,年均增长约14%;获国家和部级奖励的优秀规划设计成果近百项,其中国家工程勘察设计金奖1项,全国优秀规划设计特等奖1项、一等奖31项。

     

        2004年以来,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划的107个城市中,有53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由中规院承担。

     

    他们用理论建设国家

     

        “作为建设系统重要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机构,中规院始终以推进行业科技进步和学科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理论体系为己任。”中规院党委书记邵益生说。

     

        新中国规划事业起步阶段,曾经以苏联专家的意见为绝对权威。周干峙院士曾说:“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我们建设‘中国的城市’的观念开始萌芽。”

     

        60年来,中规院在创立中国规划理论、标准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他们完成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已成为国家标准,“居住区详细规划的研究”“风景旅游城市规划研究”等成果已成全国范例;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城市规划部分、《城市规划原理》等著作已成经典;承担的国家科委项目《城市交通技术政策——我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方向问题》,是我国第一项城市交通政策研究。

     

        以两院院士周干峙,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王瑞珠等为代表的中规院规划团队,长期通过大量学术和社会活动,不断为规划界及整个社会输送最新科学规划理念。在周干峙等的坚持下,深圳罗湖地铁站与火车站之间实现了极大方便乘客的无缝对接;邹德慈等坚持反对北京等城市“摊大饼”,最终推动北京形成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新格局;王瑞珠等在监督防止各地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破坏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用爱心建设国家

     

        2010年4月16日晚,中规院院长李晓江刚刚从北京赶到玉树结古镇,就接到了四川省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通过电话传来的千叮咛万嘱咐,像嘱咐自己的亲人。

     

        也难怪地震灾区的同志拿他们当亲人。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张家口市张北地震,再到近些年的“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4·14”青海玉树特大地震、“4·20”四川雅安地震,每一次地震发生后,中规院已形成这样的条件反射——总是院领导率领工作组奔赴灾区,总承担起救灾应急安置和灾后重建规划设计工作,总能为国家在灾后应急安置、重建方式等重大决策提供依据。

     

        汶川地震后,中规院迅速赶赴灾区。他们组织技术骨干,仅用7天就完成了约60万字灾后重建规划指导手册的编写,出版后无偿奉献给社会。业界认为,他们研究提出的北川新县城异地重建方案,已成为震后重建的重要参考。

     

        玉树地震后,中规院连续4年在高原进行重建规划。玉树群众高度认可他们创造的从土地确权,到公摊比例、院落划分、户型选择、施工方案“五个手印”的统筹自建模式。当地群众不断提起中规院长期为他们捐款捐物,专家多次把专家费和高原补助捐赠给孤儿院。

     

        这是规划师与人民的感情。

     

        2010年8月,中规院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其后,该院及其下属单位先后获得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中华全国总工会连续两年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人社部、发改委、国资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四部门授予的“灾后重建先进集体”称号等,有3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6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老一代开创的规划事业,在中青年规划师团队的艰苦探索和不断成功中,发展壮大着。

     

        谈到中规院的60年,院长李晓江深情地说:“规划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规院60年的奋斗很有意义,但面对人民,我们永远没有骄傲的资本。”(本报记者 董山峰)(详细报道见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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