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春天的双槐树

    核心提示

 

    ■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9亿人，目前有2000万以上的打工子弟跟随父母进城，其中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已超过1061万人

 

    ■按照“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政策，目前北京面临淘汰的农民工学校百余所，涉及流动人口学生数约40万

 

    ■应探索拓宽公办学校吸纳能力、政府购买民办教育服务，同时要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合理引导，有序引导增量，防止扎堆特大城市

 

    行知实验学校，北京市海淀区双槐树村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四年前，通往学校的只有一条土路，如今变成了足够两车并行的水泥路。校园周边的活动板房和垃圾场已变成葱绿的林木和待建的空地。“这里是‘城中村’，近三年，这里几乎所有房子都被拆掉了，很幸运，我们这所学校被保留下来了。”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说。

 

    2010年11月，记者曾采访行知实验学校、忠诚学校等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2010年11月24日《经济生力军的尴尬——农民工何时变市民调查报告》一文在《光明日报》刊发，引起社会关注。四年过去，忠诚学校已不复存在，而行知实验学校正在悄悄改变……

 

城镇化进程的缩影

 

那些变化的，那些未变的……

 

    城中村，被形容为城市的牛皮癣。

 

    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建在这样的地方。“1997年，我们在五棵松附近的简易平房办学，经历了五次搬家来到西四环外的双槐树村。但今后会不会遇到拆迁问题，我们也很担心。”易本耀说。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首都城镇化发展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北京城镇化率达86.2%，与高收入国家城镇化水平接近。城市周边消失速度也在加快。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2012年，唐家岭、八家、后营、中坞、振兴、门头、六郎庄7个片区的旧村搬迁腾退，2013年又有9个村庄被拆迁腾退。城市周边消失村庄的数字每天都在被轰鸣的推土机刷新。

 

    “我们没有被拆掉，让我很感动。”已经办了20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易本耀仍然乐观。“我相信，国家对这个方面会越来越重视。行知实验学校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审批，教育部门每学期给每个孩子1000多元的学杂费、课本费补助，每年还专门下拨房屋维修资金。”易本耀说。

 

    四年前，这里是由一名老师用铁锤敲下课铃，而现在，已变成电铃。校园门口多了一道铁门，有了专职的保安。砖瓦结构的四排平房和一排活动板房是教室的全部。所有教学所用的房屋都是租赁房，每年的租金超过15万元。走进教室，并列的课桌间的缝隙只够一个孩子侧身经过。易本耀说，现在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有的班的人数已超过60人，最多的曾超过100人，学校实在容纳不下了。

 

    记者见到，操场由砖块铺成，有些凹凸不平。十余个孩子安静地坐在地上，在小板凳上写字。这里的老师说，因为教室不够大，考试时，为了保持学生之间的间距，有一部分被安排在教室外的操场上，桌子不够，只能坐在地上，用板凳当桌子。

 

    对于学校老师董丹来说，这四年，她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结婚了，前年生了小孩，是个男孩儿。”29岁的董丹笑着说。她从开封教育学院毕业，在这里任教已九个年头。四年前的她曾期待工资能再多一点，学校能给她上保险。四年后的今天，她的月收入从1500元涨到了2200元，相关保险已上齐。

 

    另一位教师赵芳曾经有收入更好的岗位机会，但是她在这里坚守了13年。2001年，从河南周口市沈邱师范学校毕业的她来到这里。她说：“最开始来的时候，月收入是400元，确实很低，但是这些孩子总得有人教。”赵芳的女儿也在学校就读。

 

    赵芳的丈夫在学校附近做修理工作，要租房、养孩子、给老家寄钱，两人收入仍显得捉襟见肘。

 

    “将来你会离开这里吗？”

 

    “不会。”赵芳回答道，“这里的孩子很讲感情。有个学生马勇强，父母双亡，跟着七十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我看了，心里很辛酸。我小时候父母在外打工，我很理解这些孩子，我想把一些东西补给他们。”

 

    “五年级的学生王朋在北京靠奶奶收废品为生，每天十元的餐费交不上来，学校就帮他交上。”赵芳说，“像这样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公立学校，如果没有这所学校，他们很可能就变成留守儿童。”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墙之隔，却非一步之遥……

 

    今年8月，教育部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根据户籍制度改革总体要求，分类指导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合理确定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特大城市要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人口控制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教育承载力合理安排随迁子女就学，努力提高随迁子女教育质量。

 

    按照新规定，如今在北京，农民工子弟上学均需具备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现实情况是，很多农民工很难办齐‘五证’。”易本耀说，“这将很多孩子拦在校门之外。适龄的孩子又不能没有学上，我们还是放宽了条件，接收‘五证’不全的学生，不能看着孩子失学。”

 

    然而，即使能顺利进入这所学校，也只能解决眼前问题。从农民工子弟学校毕业的孩子要顺利升入北京市的中学，仍面临障碍。

 

    “其实，上我们这样的民办学校也是家长的无奈之选。”易本耀说，虽然北京市已明文规定，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取消借读费，但这些孩子要全部向公办学校分流，目前难以实现。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日益凸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由1996年的3000多万人，增至目前的2亿多人。在这个庞大群体背后，有2000万以上的打工子弟跟随父母进城，其中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已达1061.68万人。如何保证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是一道难题。

 

    早在2001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4条就提出了“两为主”政策——以流入地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2005年9月，北京市教委下发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思路，强调疏堵结合。

 

    很多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此面临关停。如今，行知实验学校毕业的孩子大多去了附近的民办中学就读，也有极少数去了六一中学、翠微中学等公立学校。但由于“五证”、学籍问题，他们仍无法升入北京市的高中。

 

    “这些孩子大多会在初二、初三回老家。”董丹说，“我们班曾有一个孩子，名叫张梦，成绩一向是第一名，后来她回到老家河南固始。我们还常常电话联系，让我高兴的是，她在当地的学校仍然保持了不错的成绩。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希望。”

 

    行知实验学校共有两个校区，老师总人数110人。加上奖金，老师平均月收入2200～2500元。“老师流动性较大，待遇低，但是近年来，情况在慢慢好转，教育部门在评奖时也照顾到了我们学校，老师可以评优。”易本耀说，“从长远看，还是希望公立学校能分流更多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让他们能享受更好的教育条件。”

 

法律与政策的探索

 

是应该存在，还是应该消失……

 

    相比大量农村留村儿童，农民工子弟能在父母身边就学，这是幸运的。

 

    最近，已在北京转了两次学的张怡又来到北京树人学校插班。此前，他就读的“河北忠诚学校”已被勒令关闭。

 

    四年前，记者曾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村的忠诚学校采访。“你们采访后的第二年春天，学校就被撤销。我回到了河北张北县的老家，祖父和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还是砸在我手里了。”电话那头，忠诚学校负责人曹帅说。

 

    曹帅说，解散的原因很复杂。“我们是外地人，在京办学仍受到一些限制，政府也担心学校安全问题。”

 

    和河北忠诚学校面临同样境遇的学校不在少数。“截至2011年，朝阳区43所、海淀区34所、石景山区11所、丰台区12所、昌平区40所、大兴区30所，房山、门头沟等就几所，总量不到200所，涉及流动人口学生数约4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

 

    说到300多名学生，曹帅仍有一些忧虑：“有200多个被分流到附近的民办学校，其余100多人有的不得不搬到六环外上学，大部分回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同在一片蓝天下，打工子弟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表示，“打工子弟学校一定程度帮助政府解决了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更多应是政府的职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指出，城市政府应将打工子弟纳入管理范围内，在学校教育质量、教学条件的保障上予以支持，对学校的运行实施监管。

 

    “当前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扶持与资助制度还很不健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尽管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200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施行，但现有法律规定在可操作性上还存在着缺陷。应考虑为打工子弟学校专门立法。

 

    近年来，包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陆续探索出包括拓宽公办学校吸纳能力、政府购买民办教育服务等解决问题的新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会议明确，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关专家提出，这就需要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合理引导，有序引导增量，防止扎堆大城市。

 

    “不论国家还是流入地政府仍需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尽快改善打工子弟的就学状况，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让他们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学习，为中国经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预备足够的、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本报记者 冯蕾 李慧）

 

我说几句

 

    加快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

 

    当前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广大中西部地区应以产业转移为契机，以县城为中心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外出人口回流创业，让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县城就地市民化，降低劳动力转移代价。要发展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的县域经济，发挥县城在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中的重要作用，缓和农民工市民化对大城市的压力。中西部地区在推进就地市民化的同时，还要分步实施和分类指导相结合，一方面让农民工取得现代产业工人的待遇，逐步推进市民化；另一方面按分类指导原则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体制。对于长期留在城市中的一部分农民工，可以让其逐步在所在城市市民化，获得城市归属感。

 

    仅仅敞开学校大门还不够

 

    致公党贵州省委名誉主委陈汉彬：

 

    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题，仅仅敞开学校大门还不够。相关部门应摸清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底数，了解和掌握民办学校的办学情况，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更细致的服务，而公办学校应该进一步发挥其办学优势和师资优势，尽可能为民办学校提供帮助，使全社会的教育资源能够公平共享。对此，国家应加大财政投入，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相关部门要适当放宽社会力量办学的条件，在土地审批、校舍和师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同时要加强管理，规范办学。此外，还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预测流动人口的变化，应根据外来人口流入量与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例，及时对外来人口及其子女数量进行监控，并在教育规划中根据预测合理布点教育资源，在外来人口流入集中地留出足够的教学资源。

 

    应加大居住证含金量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居住证制度被视为一项关键措施。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过渡。建议义务教育、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及保障性住房等，应包含在居住证内。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这一方面可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也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老大难问题。（李慧整理）

 

政 策

 

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改革进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并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

 

    ■国务院今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

 

    ■国务院今年9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输入地政府要将符合规定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纳入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公办学校教师编制，加大公办学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开放，与城镇户籍学生混合编班，统一管理。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提出，做好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工作。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到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审核后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并到居住地所在区县教委确定的学校联系就读；学校接收有困难的，可申请居住地所在区县教委协调解决。(杨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