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

    人们多习惯将汉《诗》溯源至荀子，甚至提出“宋人之学为直接孟氏，汉人之学为源于荀卿”的观点。然而在关乎汉代《诗》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上，如经学化历程、阐释路径、思想构建等方面，汉《诗》承继孟子的倾向也很突出，值得关注。

一、从“诗”到“经”：孟子与汉《诗》的经学化阐释

    五经之中，《诗》的体式最为特别，其他四经以纯粹的文本形式出现，而《诗》的教化意义彰显最初却有赖于乐、舞的共同配合。随着礼崩乐坏现象的加剧，乐、舞逐渐缺失，如何把原来由三者共同承载的教化意义集于《诗》之一体，这对承继孔门《诗》学、奉《诗》为圭臬的儒家学者而言是一个重大课题。这一过程中，部分学者依然坚守诗乐结合的固有传统，以公孙尼子和荀子为代表；另一部分学者则避谈乐教，倾向于从《诗》的文本出发，寻找其中蕴含的教化意义，例如子思一派的学者注重《诗》的道德内涵解读；而孟子却最早赋予了《诗》之文本王道政教意义。

    孟子的“迹熄诗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初步确立了从文本角度入手的《诗》义阐释方式：“迹熄诗亡”观把《诗》纳入到王道盛衰的历史序列，将《诗》视为王道制度的承载者和反映者，由此，《诗》的解读便与王道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知人论世”则是直接设定了《诗》是创作背景和创作意旨的如实反映这一前提，由此王道盛衰和作者创作意图也被纳入到《诗》的文本阐释范畴中；“以意逆志”说又确立了《诗》学阐释者的主体地位，由此《诗》不再仅仅是阐明创作者意旨的途径，也成为传达阐释者意图的重要工具。按照孟子的观点，《诗》的文本从产生背景、作者意图、文本价值到读者立场的每一个环节均与王道政教密切相关，这就为后世解读者从不同角度发现《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此外，孟子在具体的《诗》学实践过程中对《诗》的字句释义的高度关注，也有助于《诗》凭借文本阐释拥有独立的政教意义。

    《诗》至汉代，可和乐而歌者已屈指可数，然而这却没有并影响到《诗》的蓬勃发展。其中玄机，《通志》一语道破：“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其根源正是汉《诗》承袭孟子、重视《诗》的文本价值阐发的结果。首先，汉代四家诗均呈现出注重训诂的鲜明特色，其中尤以鲁诗和毛诗最为代表。鲁诗关注字义、“为《诗》训故”（《汉书·艺文志》），不仅在对《北山》等诗的解读上承袭孟子释义，并且在《大雅·灵台》《文王有声》等篇章的解读上，完整继承了孟子“以德行仁者王”的观点；“《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欧阳修《诗本义》），《毛诗故训传》不仅诗义阐释内容、方式与孟子多有相合，而且明确将“显明王之政教”（郑玄《毛诗故训传》）作为诗义阐释的根本主旨；韩诗虽不重训诂，但其解《诗》也是从《诗》义阐发入手的。

二、“迹熄诗亡”：孟子与汉代核心诗学观念

    汉儒解《诗》用《诗》的王道政教意图也与孟子多有关联。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观点，把《诗》视为王道政教历史的载体。这一观点也被四家诗纳入其诗学价值体系之中，并被作为《诗》义解读的第一要义。

    鲁诗“《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史记·孔子世家》）的“四始”说恰恰对应着周代王道发展从初兴到兴盛，继而中衰、没落的四个过程，而这正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说若合符节。鲁诗“四始”说被认为是鲁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其对孟子的承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迹熄诗亡”说对汉《诗》的影响作用；此外，齐诗的“四始”“五际”说虽然“专以阴阳之终始际会推度国家之吉凶休咎”，然而也同样采用了以具体《诗》篇对应王道盛衰具体过程的方式，来展现其以《诗》“述王者之命运政教”（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的意图；韩诗《关雎》“为王道之原”的观点则以《诗》之首篇对应王道社会源头的方式，与孟子以王道终结对应《诗》学式微的做法遥相呼应；《诗·大雅序》不仅在诗旨阐释上与王道制度密切相关，而且将其对三十一篇《大雅》的旨意阐发连缀在一起，恰恰就成为周朝从初建至衰落的发展简史。而《诗谱》中《诗》三百的时段分布也重点集中在几个关乎周朝王道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文王、成王、幽王、平王、桓王时期。

    此外，鲁诗“以美刺言《诗》”“以三百五篇谏”的做法，齐诗“匡扶邦家”的意图，《毛诗序》以《诗》序“见盛衰之由”的设置，以及《毛诗故训传》“显明王之政教”的阐释目的，也无不与孟子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价值定位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来看，陈澧认为孟子开以政治言《诗》之端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政治之学，皆出于《诗》《书》，是乃孟子之学也。”（《东塾读书记》）

三、“五行”与“性理”：思孟五行与汉代四家诗的思想渊源

    《荀子·非十二子》曾对思孟五行说进行过严厉批判，认为其“幽隐”“闭约”、改造前说而贻误后学。然而汉代四家诗却在不同层面上与思孟五行密切相关：首先，思孟五行思想中的原始五行因素，开齐诗以阴阳五行言《诗》之端；其次，汉代四家诗的性理思想也以思孟五行的“仁、义、礼、智”性情思想为导源，并突出表现为韩诗的性善观、齐诗的“六情说”和毛诗“发乎情”的思想观点。如此来看，《韩诗外传》在引用荀子批判十二子的原文时，摘录全文而唯独略去荀子批判子思、孟子相关内容的做法绝非偶然，应是源于其在学术倾向和学术渊源上对思孟五行尤其是孟子学说的接续与认同。

    此外，四家诗学者在著述风貌、士人精神等方面也对孟子多有承袭，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前贤所持汉《诗》源于荀子之说不可遽废，然而梳理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却会发现，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