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整个社会对民国时代持续不衰的怀想与热议,已有越来越多的民国女性,如张爱玲、林徽因等人的生平行止,被影视创作者搬上银幕荧屏。近日,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的电影《黄金时代》热映,引发各界对作家萧红情感历程、文学创作的热议,给这股民国热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作者的艺术理想是美好的,但由于题材难度巨大,所以作品创作给人一种力不从心之感。萧红一生仅短短31年光景,记载却有诸多复杂多歧、语焉不详之处。如其具体出生时间是否是端午节那天,在与数位男性的交往中纠葛决裂之心路历程到底为何,及对其作品的独特价值该如何估量等问题,皆有待深入研究。面对这样一个中国文学版图上复杂独特的存在,既要考虑还原历史真相,又要兼顾电影语境的特有美感,创作难度可想而知。据说李樯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足不出户,遍读左翼作家的回忆录及传记,即便如此,这些冗蔓纷纭的文字上方氤氲出来的萧红形象,仍给人以涣漫不清之感。这已然不是一部电影所能承载并解决的问题。无怪乎李樯曾说,“我在写她的时候有很虚无的感觉,越想客观地写就越不客观”。
应当说,电影《黄金时代》以极具史诗感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萧红时代的全息镜像及其颠沛流离的一生。影片三个小时的时长,却不觉冗长。镜头调度、细节处理、节奏控制,既不煽情也不怯弱,有情怀,有诚意,且给人强烈的民国质感。尤其女作家在严寒冬日冻馁饥饿等片断,给人以深刻印象,让人看到主创人员的良苦用心。这在当下中国电影产业不乏粗制滥造的背景下,实属难得。
然而,剧本中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反映在电影的镜像语言中。这使得该片试图承载的内容太庞杂丰富了,像一列沉重的火车,行路中,有犹疑处,有窒碍处,有歧解处,有悬而未明处。它无法做到行云流水般流畅,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譬如二萧分手的桥段,导演干脆拍了三种版本让观众去分拣判断。电影模拟纪录片方式推衍剧情,大量文艺人士访谈展开的多重叙事结构,加上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的运用,给观众以庞杂无定、碎玉零玑之感。演员尽管极其卖力,但观众仍能清醒感到:终归只是扮演历史而已,声色形貌不能复原如旧,方凿圆枘的戏仿感还是重了些。虽然这可能是创作者为了加强电影的思辨性而有意为之,但这种手法吃力不讨好,庞杂的介入叙述把电影镜像挤压得无所作为,全程间离手法又把刚刚感性投入的观众硬生生推挤出来。因此,《黄金时代》是一部对观众要求很高的电影,非真热爱萧红者,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了解的人,是不能完全理解那些密集庞杂的电影桥段的。
影片对萧红复杂破碎的生平并无粉饰遮掩,也并未过度夸张其情感戏剧性,已属难能可贵。但在真实刻画动荡岁月里的苦难同时,观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些苦难是如何成就了萧红的文学才华,她灵魂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她转烛飘蓬的岁月,时乖命蹇的一生,怎样产生了《呼兰河传》《生死场》《商市街》那样动人心魄的文字,等等。影片中,萧红最后病逝于香港,令人悲痛难抑。她梦想过度,死不瞑目。但其精神世界之复杂性,及其绵长久远的文字生命力,还需要我们在观看影片之后沉潜到其丰富多义的文学世界里去寻找。如评论家张莉所言,去往她们的文学世界,与之进行精神对话——这才是与民国文艺女神的最好的相遇方式。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