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湘学传统的家国情怀

    从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价值目标和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际上就是要求处理好个人与家庭、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家国利害，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两千多年前，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集中体现这一价值判断标准的价值目标。由于契合大众的社会理想，它由精英社会的价值目标潜移默化为社会普遍尊奉的价值目标，不仅位高者自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者亦自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中国人爱国主义集中的价值体现。它是中国人核心价值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今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要突出地弘扬这种家国情怀。

    湘学，生于湘地长于湘地，湘学传统或者说是湖湘人文精神，承前启后两千多年，厚积薄发，精彩纷呈，但其最让人啧啧然的还是作为它的底蕴的拳拳家国情怀。战国时期屈原因坚持自己的治国主张，遭到楚国贵族集团的排斥和打击，被放逐沅湘，与山鬼一起流连，愤而作《离骚》，为国运长悲太息，且“哀民生之多艰”。汉代贾谊本具有民本思想，被贬长沙傅后，家国利害使他忧愤于心及至不能自拔。唐宋时期，湘地逐渐开发，与中原人文交流日趋活跃，许多骚人墨客或放官或谪居或游历，纷至沓来。最有代表性的是杜甫和柳宗元。杜甫登上岳阳楼，面对战乱造成的山河破碎、乾坤飘摇和亲人离散，“凭轩涕泗流”，家国之忧终使他客死湘水孤舟。柳宗元因参与政治改革，被贬为永州司马。“去国才能知路远，投荒幸得问民忧”。他一方面寄情山水，写了多篇山水散文和诗词；另一方面，又以国家兴亡为念，写下为民请命的《捕蛇者说》奇文。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虽然没有到过湘地，却对湘地人文精神和湘学传统产生过重要影响。其《岳阳楼记》一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句，可以说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千古绝唱。

    南宋及其之后，湘学的发展不断出现理性升华，湘学传统的家国情怀也不断出现理性升华而更加积极务实。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形成，其一方面秉承儒学道统，关注社会民生，坚持“传道济民”；另一方面提出“知行并发”，倡导“经济之学”和“践履”，引导人们更加务实地也更加理性地追求和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对于金兵入侵中原耿耿于怀，与宋孝宗有“上念祖宗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的“君臣之契”，但他思考更多的已是民心之向背，提出“欲复中原之地”，必须“现有以得吾民之心”。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当时湘人家国情怀的代表人物。他亲身参加了明末抗清斗争，失败后总是在诗词中抒发“黍离之悲”“麦秀之叹”，“字字楚骚心”。同时，他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儒家传统的“修身”“格物致知”做出新的阐释，强调理性认识的指导作用和“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为湘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积极的理性因素。这样，湘学传统的家国情怀也就具有了更加积极务实的理性特点。

    鸦片战争爆发后，民族灾难日趋深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蔡锷、黄兴等一批匡时救国人物在湘地崛起。他们的家国情怀，已更多地表现为对于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和理性思考。他们既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又皆危言之后，“尽择救国之利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理性救国之先河。曾国藩等致力洋务运动，以实业救国，肇国家工业化之始。左宗棠厉行军务，收土固疆，力挽边疆危机。谭嗣同以变法救国，壮志未酬，引颈就义。黄兴奋力革命救国，虽九死而犹未悔。这些人物，一一演绎了家国情怀的生动活剧。

    上个世纪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中华文化高扬“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旗帜，勃发出空前的觉醒与自信。湘学或者说是湖湘人文精神在时代中淬火，发扬光大。湘地又崛起了“身无分无，心忧天下”的新一辈人物。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完全彻底地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完全彻底地做到了以天下为己任，也完全彻底地做到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因此，他们成就了前辈未能成就的救国救民伟业！他们是湖湘文化孕育成长起来的，湖湘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又得到了崭新的升华。他们把湘学传统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今天，我们要弘扬湘学传统和湘学传统的家国情怀，一定要很好地发掘、整理和研究他们留下的这笔宝库的人文精神遗产。（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