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知关键在于人心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题。我认为，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不断发展，生活方式不断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可以说中国正在日新月异地前进。在这种面貌一新、前景看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纠结和新的问题，一些令人感到忧心忡忡的事情。譬如干部作风问题尤其是贪污腐败，社会上一些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也包括一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以致我们的传媒竟然需要不断讨论：如果碰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应不应该把他扶起来？未免有点骇人听闻了。

    这当然让人感到忧心，它使我想起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不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讲究学习，听到正义之事不去实践，知道不对的地方也不去改，这是我所担忧的。

    这是一种什么忧虑呢？用一个传统的词讲，是一种对世道人心的忧虑。生活中我们有很多忧虑，比如说蜗居带来忧虑，婚姻引起忧虑，环境污染也是忧虑……但是除了这些忧虑以外，孔子认为人最应该忧虑的是什么呢？是世道人心。想不到，孔夫子在2500年前说出来的这些话，也仍然适用于现在——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个问题。即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产力在发展，改革开放在往前进行，但是世道人心如果老是出现问题的话，不可能不让我们忧心忡忡。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当今的世道人心问题，高度重视我们的精神生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讨、宣扬与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似乎少有疑义与异议。不过，它们能不能使我们对价值的认知更丰富、更充实、更深刻、更心贴心，更富有吸引力、凝聚力与说服力，是目前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民族文化基因中寻找价值认知

    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依据是什么呢？价值观不是想怎么提就怎么提的，好话还有很多，比如谦虚、谨慎、廉洁、孝顺等等。但是，核心价值观的这些提法，并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或者是从书本典籍里，或者是从国外的说法上得来的，它的根据是历史、文化、生活，是人民，尤其是人心。人心里面本来就有一种价值观念，有对于好坏、善恶、美丑、真伪评判的一杆秤。核心价值应该是从人心当中提炼、挖掘、概括出来，然后又经过社会精英，经过中央，经过许多有志于培育世道人心的人士的研究，能够概括得比较准确，比较合乎实际，能够成为社会的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凝聚点、生命线，成为社会认知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我们能够以此分清好坏、善恶、美丑、真伪。

    所以，要想把核心价值观倡导好、讲述好、讨论好、学习好、践行好，就得想办法去探索人心，发掘人心，优化人心。价值认知要到我们内心和灵魂里面去找，而不是从文件上和书本上，更不是从国外的说法里去找。人心里面价值的积淀和价值的基因，已经成为价值选择的根基，甚至变成了一个本能。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人心的影响潜移默化、陶冶熏染，作用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

    要看到人心当中积极的东西和善良的一面，再与现在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对接起来，就会大有希望。这些东西离不开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和熏陶，不管我们对传统文化做过多少批评、反省，实际上在人心当中，传统的影响仍然明晰地存在着，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和传统不能骂倒一切。因此，人心中的积极因素是我们倡导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而它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来源于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化，还有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

    今天我着重谈的是传统文化，但是在这里必须要说一点：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一提倡传统文化，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后来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化把这么好的传统文化破坏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今天应该阐述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以民主、科学、爱国为代表的新文化，和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整合而不是对立起来，然后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繁荣发展。

从人心中寻找美好、积极的共识

    近现代以来，由于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和变局，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有识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停滞和封闭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问题，做出了严肃、沉痛的反省和批判。国人在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基础上，正在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一方面，我们要吸收全世界各种好的东西，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上，不管碰到多少问题，都不能停下脚步；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革命的文化、批判的文化、雄辩的文化的同时，还要发展复兴与创新的文化、渐进与包容的文化、建设性的正能量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倡建设，更提倡正能量的建设。过去我们在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强调“破”字当头，但是今天，包括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我们是“立”字当头，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推翻某些东西，而是要在推翻、否定某些东西的同时，寻找最值得珍惜的、大讲特讲的东西，寻找我们人心当中最美好、最积极的东西——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的历史使命。

    有人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屡遭挫折、批判和嘲笑，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悲惨，甚至有些中国人已经忘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言过其实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就引用了孔子的话，说：“礼失而求诸野”。由于东周的动乱与分裂，孔子说，表面上看周礼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失落了很多，但是周礼在四野的老百姓当中并没有流失。也就是说，在广大的老百姓当中，仍然还保留着古道热肠、仁义道德等古老而美好的人际关系文明。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是说批判一下、骂一下、叹息一下就没了，它不会的。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以地方戏为例，忠孝节义的思想经常有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深入人心。戏里面忠奸是分明的；有节操的人和投机分子是分明的；讲正义、讲道德、讲义气和卖友求荣的卑劣小人、奸贼的区别也是分明的。老百姓很讲究这个。中国人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君王与大臣的道德修养是权力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政以德”，这是孔子所倡导的。我们现在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的干部路线仍然为人民所认同，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仍然被人民所肯定，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劝善诫恶仍然被人民所拥戴。感恩图报也是中国的传统，“涓滴之恩，当涌泉相报”，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几乎落泪。清廉的故事就更多了，还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观念都为中国人所喜欢。美德流芳百世，恶行遗臭万年，这就是价值观念的力量。

    现在这样的事例仍然很多。我一个老朋友的妻子，兄弟姊妹5个，她是最小的，家里有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大哥。父母临死时嘱咐大哥照顾几个弟弟妹妹，大哥向老人做了保证，然后打工赚钱养家，一直没有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带着4个弟弟妹妹过日子。后来弟弟妹妹全都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也成了家。在他本人快60岁的时候，把弟弟妹妹都找来了，说：“我今天找你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想结婚。”他的弟弟妹妹们立刻就给他跪下了。听到这个故事，我热泪盈眶。用现在的观念，我们或许会说：你对自己太残酷了，成家立业合理合法。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首先都会选择重承诺，尤其是对父母重孝心，对幼弱重爱护。反过来，那些不忠不孝、贪污腐败、卖友求荣、投机取巧、花天酒地、阿谀奉承、两面三刀、假冒伪劣的表现也会被国人所不齿。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们都能从民间发掘出来。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

    中华文化是一个富矿，从中能够开垦出更多资源，能够丰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体悟。我们可以从儒家的仁政、王道（即政治文明）中加深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解；从恕道、礼治以及老庄的学说中加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解；从仁的教育、美德的重视中加深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解与认同。所有这些虽然和现在有所区别，但都有相通之处。

    社会发展、变化得这么快，但精神上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所以出现了世道人心的问题，出现了价值失范与价值歧义。经济发展以后，到底人们是更可爱了，还是渐渐不可爱了？我们无法不面对这样的诘问。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很多精神资源。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古代的中国梦就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大同”，是中国古代非常高级的中国梦。不仅孔子儒家学说这样讲，道家学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讲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认为，有余的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要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和群体，这不正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吗？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客观上带有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说话的性质，其实与国家消亡、政党消亡的共产主义理想遥相呼应。天下大同的观念，落实为我们的价值认证，可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理念。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来“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他也把“大同”当作最高的理想。可见，与欧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并非偶然。

    第二，价值观是一种心性之学。价值在哪里？传统在哪里？在人们心中。我们讲道德、仁义，首先要学着把心治好、培养好、陶冶好、塑造好，让心性充满价值认定，达到高度的自觉和自律，达到慎独的状态，即使是一个人独处，也要用自己所信奉、接受的价值观来行事、选择。如果建立了以仁义为特色的心性，就能从根源上消除荒谬，消除反人类、反社会的种种可能，消除黑暗和愚昧。

    从小到大，从内及外，从家庭、孝悌开始，做到忠恕、恭谨、诚信，以仁统领精神走向，用孔子的话就是“吾道一以贯之”，用马克思的话就是“目标始终如一”——一个是从结构上看，仁义道德是核心；一个是从发展上看，对于仁义道德的坚持恒久如此，这都叫做一以贯之，即以一个核心的观念把价值选择和坚守贯穿起来。

    当今我们倡导、研讨、发扬核心价值观，成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所提倡的观念与人民心中的好恶臧否、真情实感结合起来。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讨论的话题，更不能仅仅是一个举手表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性的问题。难道你不追求和谐而是喜好恶斗？难道你不坚守仁义而是选择狠毒？难道你不捍卫自由而是乐于压迫或被压迫？难道你不爱国而是诅咒自己的家园？这种可能性很少。

    为了和人心相结合，就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同时又能够做到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所寻求的价值，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的价值，不是一个浅显的口号，而是带着这些价值和美好的心性向全面小康发展，向改革开放发展，向现代化发展，不是停滞，不是复古，而是开拓与创新。

    第三，仁、德、礼、义、廉、耻的治国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仁政与礼治的提倡，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对于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当下所讲的政治文明。中国过去讲“身正则天下正”，历史上虽然在权力的制衡方面没有一套成功的经验，我们也一直都在讨论怎样能够实行更有效的对权力的监督，但是看中国的历史，道德监督、文化监督仍然存在。不要以为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样的。如果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卜键的《明世宗传》，人们会大为惊奇：皇帝有时候想做一个事儿，底下老臣跪一片，全反对。所以这种文化监督、道德监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当然，不能仅有这个，我们还必须以法制、制度的监督为基础。仅仅强调道德，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面对的许多问题，但是却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古人说“身正则左右正，左右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天下正”，就说明我们一直要求执政者能够首先起道德的示范作用，首先有教化的义务，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主题。今天来说，越是领导干部就越要成为践行核心价值的模范。老子讲“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身教胜于言教”。权力要关在法律与制度的笼子里，也要关在道德与文化的笼子里，这样就从“不敢”上升到“不想”了。

    传统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美好的词句、说法和思想太多了。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认为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圣人。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与自省吗？老子也是最反对贪腐、纵欲，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还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爱民，俭就是节俭，“不敢为天下先”是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所言，强调要顺乎民意民情。仁政王道的观念虽然不能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但也不能以虚无主义对待，而是要从中挖掘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第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事事恰到好处，准确正常，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第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我做起。对于公共交通、食品安全、医患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些人往往一提起就大骂一通。但是请问，骂人的人自己做得怎样呢？也许从来没有反思过。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孔子说“见其过而内自讼”，意思是如果看到什么事做得不好，看到他人的过失，先在自己内心进行思想斗争，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要碰到不好的事就先骂别人。孔子还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做到做不到是由自己决定的，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这个让我联想到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你选择，你存在，你负责。为什么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呢？知与行，确实有一段距离，但你反求诸己，首先你自己的心性向仁德方面靠拢了，你就有了践行的可能，事物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论语》中有“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句。有人以为这是爱情诗，孔子将其解释发挥成思想修养、精神境界方面的诗：“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他用唐棣之华——一种美丽的花来比喻美德，认为你自己还没想还没追求，就说那个花远得不得了，其实你要是向往，这个花就在你心中开放了，你就离美德不远了。

    冉求对孔子说，我不是不喜欢你说的那些道理，我力气不够，实现不了。孔子回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意思是，如果力道不足，只实行了一部分，是可以的，可是你压根儿就没做。我的要求你并没有开始做起来，怎么能说力量不够呢？孔子的这些思想特别可贵。

    传统文化中有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的价值认知。传统文化中爱人、济众、亲民、义理、仁政、温良恭俭让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就是中国人理想的政治文明。从传统文化中我们还看到了天下为公、恭谨、礼治、信义、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容，这些都有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实现。

    但是我们这样做不是复古，不是照搬传统，不是向后看，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否定革命文化。我们不能把弘扬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立起来，要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充实、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这本身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可以归结为四句，每句四个字：人心可用、世道可兴、传统可取、开拓可新。首先要相信人心，相信人民，相信民族，人心当中能挖掘出美好的东西，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与吻合，这样我们的世道和社会就会更加兴旺与发达。其次，传统是可取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能够感动、教育、说服人们的美好东西。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重复老话，背三字经，或者是穿汉服，我们并不是向后看，更不是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缺陷与不足有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认知。总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了全面小康的成功，为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的成功。（光明网记者 章丽鋆 蒋正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