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之前,具体什么时间,无可稽考。可以知道的是,到了唐代,重阳作为民间的节日被确定下来,之后经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明代张岱著《夜航船》云:“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曰重阳。”在古代,重阳郊野游宴之风非常之盛,登高、赏菊、佩茱萸的习俗,屡见于诗人的吟唱。我少时读“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眼前便能呈现出文人借花聚会、饮酒、食蟹、赏菊、赋诗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向往的热闹场景。菊花,作为这场盛会的金黄标记,往往被喻义清高、亮节之风。我一直视后人赏菊、饮菊花酒,是对大诗人陶渊明的效仿,也是对一种文化传统的追根溯源。名著《红楼梦》在第三十八回就写到了重阳节,贾宝玉与众钗游园赏菊,题菊花诗,曹公借咏菊诗暗示着他们往后各自的命运归宿。尤其薛宝钗所言的“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更加点明“盛”要以“残”作结。《金瓶梅》里也写到过两个重阳节,第一个重阳节西门庆应花子虚的回请到他府上喝酒听曲,击鼓传花,文中有一首菊花诗,让读者明白他惦记着那个后来成为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李瓶儿。第二个重阳节,李瓶儿已重病在身无力回天,一场情欲深重又极尽悲欢的人生闹剧就此收场。我翻读清少纳言的随笔集《枕草子》,里面提到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节的风俗,“以棉覆菊花,取其沾露拭身,谓可以忘老”,应该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据说宋代人叫菊花为“延寿客”,而称茱萸为“辟邪翁”。茱萸像菊花一样,曾频繁地出现在记载重阳的古籍诗文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据相关人士考证,佩茱萸者,主要是属于纯阴之体的女子,由此可以推测,王维所忆的不仅是故乡、兄弟,应该还有他的爱人或红颜知己。
吾乡潮汕过重阳节,照旧例也必“登高燕饮,簪菊泛萸”,但不吃重阳糕,印象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吃的食物,这于向来重视美食的乡人而言未免有些奇怪,按理也该如其他大节小节一样,做点儿特色菜肴大快朵颐并以习俗的形式流传下来。不过话说回来,潮汕平原“九月鱼菜齐”,物产最为丰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有人可能会说,不是还有“油麻圆”吗?那是拿来敬“九皇爷”的,似乎与重阳无关。这“九皇爷”到底是谁?有一说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油麻圆是由炊熟的糯米团与芝麻、碎花生混合拌糖后捏成团油炸而成,因“圆”与“缘”同音,将它赠送给邻里亲朋倒是多了一点儿“结缘”的寓意。
此外,还有一些潮汕乡村也将重阳当成祭祖的节日,人们为那些忘了忌辰的先祖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慎终追远,思源报本。而对孩子来说,只有竞放风筝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九月九,风禽线断满天走”,农历九月,秋风乍起,是放风筝的大好季节,人们将色彩斑斓的风筝放飞于蓝天丽日之下,观其飘然凌霄,陶情适意。若说这风筝是为了给远方的亲人捎个信儿、送上祝福也未尝不可。
只可惜如今风俗大变,保存此类古风的人家大概已经没有了。人们生活在快节奏又讲究实际的时代,凡事免不了利字当头,自然没法细细体味重阳节的风致了。菊花酒倒是被有些用心的商家摆了出来,但也鲜有人问津。还有重阳糕,城市里的孩子大多没有吃过,至于茱萸,像我这样的成年人估计也没几个识得。
九九重阳,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因隐喻着“久久”“长寿”等丰富内涵而被定为 “老人节”。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是具有普世性的,儒家有《孝经》,佛家有孝文,伊斯兰教有孝理,基督教有孝义……“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如此写道:“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他一语道出了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渗透至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是一种民族修养,更是一种文化境界和内化力量。
老有所依在旧时是社会家庭的大事,甚至被提高到做人的基本要求,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古之人,虽往往迫于物质的贫乏,但精神不息,现如今物质丰盈,却由于受价值观演变的影响和现实利益的腐蚀,传统的价值体系变得更加脆弱,观念不断淡化,孝道的社会普及性呈收缩之势,歧老、虐老事件时有发生。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空巢老人”渐成影响社会和谐的病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这些商业社会的“螺丝钉”,皆用忙于生计为借口,无视长辈之简单心意,常施以金钱替代孝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两千年前孔子的教导犹在耳边。对父母有一片敬心,方为孝顺。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为了不让我们的父母尊长“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我们不妨回家听听他们的“唠叨”,看看岁月刻在他们脸上的皱纹,还有那为子女操劳而过早地染雪挂霜的双鬓。孝悌之心有之,则情感必发乎初心,也只有念念不忘我们作为“人”的那颗赤子之心,才能真正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必能最终达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