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莉在第一部作品《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获得成功之后,潜心研究,历时5年,又创作出第二部家教作品《最美的教育最简单》。新书推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在新书中,尹建莉的角色从家长完全进入到研究者的身份中,写作更进一步地从个体经验进入到群体经验,从个案思考进入到对更广泛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让大家看到美好的教育并不复杂。为此,记者采访了尹建莉。
记者:您两部作品的主要落脚点都在儿童的家庭教育上,家庭教育为什么重要?
尹建莉:中国有句古话:“子不教,父子过”。为什么不说一个孩子有问题是“师之过”,而是“父之过”?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发展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而一个孩子被送到学校,至少已五六岁,老师接到手上的已是“半成品”。教师尽管可以有所作为,却只能在“原创”基础上进行。
这么浅显的道理之所以现在变得像个新观念,是因为现在学校被赋予了太多的教育功能,以至于人们甚至忘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时代发展到今天,尤其近20年以来,教育大背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教育的功能正在被还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再把家庭教育看作是学校教育的辅助,而能够正确区分各自的功能。
学校的职责主要在课程教学方面,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但一个孩子的品格和心理塑造,却主要在家庭。家长作为和孩子接触时间最早、最长、最深的关键人物,是孩子教育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家长不仅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终身导师,重要性无可替代。
记者:您在新书中是否仍然延续了第一本书个案写作的这种写作风格?
尹建莉:是的。我一直不喜欢用宏大话语来谈教育。宏大话语不一定都是站得高看得远,其实也常常出于思维的懒惰和粗糙。教育学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门学问,教育理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上,而不应该远离教育生活,更不能高高在上。案例写作的长处,在于个案既能反映差异化的东西,又具有某种理论内涵。可以说,每个典型案例都是一个理论加实践的强大的教育说明体。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研究“政策”和“理论”就很高端,研究家庭教育就很小儿科。即使有个别院校或个别机构也在做“家庭教育研究”,却把家庭教育这门本该活生生的学问做成所谓的“纯学术”或“纯理论”,热衷于建立“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学术的归宿不应该仅仅在书架上,应该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理论不是飘浮在事实之上的高贵的空气,而是潜藏在事情内部的规则和原理。通俗的表达不等于思想的浅陋,学问的本质应该是朴素、简单和明了。
记者:在《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中,您提出了“儿时不竞争,长大才胜出”“严厉教育是危险教育”“规矩太多,难成方圆”等理念。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尹建莉:我这些观点表面看来新鲜,其实它们不过是在还原,还原教育真相。换句话说,这些观点并非我的独创,它们全部来源于经典教育学和心理学原理,是不折不扣的“老观点”。只是它们被丢弃太久,现在重新捡起来,就变成新观点了。
儿童教育现在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方面形成了庞大的市场,投机者大量涌现,而他们的水平和动机,让他们只能搬弄一些民间恶俗传统来忽悠人,比如“惩戒教育”“延迟满足”“哭声免疫法”等等。可以说儿童生活有多少个方面,伪劣概念就有多少种。这会误导很多人,给很多儿童的成长带来损害。
教育学和心理学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但有恒定的原理和价值取向,这些原理和价值取向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无数人的思想和精神的积淀,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我只是个转述者,只是这种转述的能力需要多年的积淀和思考,也需要诚实。教育陷阱少一个,教育生态环境就好一分。(本报记者 谭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