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工作简历,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职位变化:1998年,他担任哈密市人民法院院长,2002年11月,调入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时,他仅仅担任副县级审判员。
当年在哈密市法院担任一般干部的帕提古丽·排祖拉成了他的领导。“他一点也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闹情绪,每次出门办案都要和我打招呼,我反倒不适应了。”帕提古丽·排祖拉说。
对这样的变化,阿布列林的回答很简单:“工作需要,没有什么适应不适应的。想想当年焦书记,只要让我工作,职务、级别算得了什么。”
“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帕提古丽·排祖拉记得这样一件事:10多年前,她还在市检察院工作时,起诉科没有哈萨克语的检察员,当时担任院长的阿布列林主动把哈语的案件揽了下来。一次在审查一起盗窃案时,起诉书中只写了盗窃一只羊。他看了后提出疑问:这只羊到底是羊羔、大羊还是种羊?盗窃案按价量刑,为了查清事实,他专程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巴里坤调查,终于查清了事实,避免了量刑上的偏差。
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阿不力米提·沙力认为,阿布列林是那种把工作当生命,把事业当生命,时刻把公仆的责任印在心上的好干部。他记得,有一回跟阿布列林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办案,两人披星戴月步行赶路,鞋子也跑烂了,还被两条大狼狗狂追,差点丢了性命。即使这样,一到目的地,阿布列林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
1995年夏天,他在审查一起案件时发现疑点很多,要求重新调查。办案人员杨兵冰深入调查后,免去了对主犯的诉讼。事后,阿布列林对杨兵冰说:“‘同意批捕’这四个字,字字重如山。作为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一定要做到严格执法、秉公执法,绝不允许发生错捕、错诉案件。”
从1979年到2010年退休,阿布列林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从法院院长到三级高级法官,不管职务如何变动,他没有办过一起错案,均做到了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人民的检察官,人民的法官,更是一名党员,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在阿布列林的记事本里,有两张收据:2000年5月31日,父亲生病住院使用了单位的车辆,缴费150元;2001年8月10日,父亲去世使用了单位的车辆,缴费100元。
“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焦书记一生两袖清风,我立志要像焦裕禄一样,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阿布列林说。
1988年,阿布列林的父亲想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但阿布列林工资不高。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他四处收购从旧房拆下的木料、钢筋。盖房子缺少椽子,一个盗窃犯的父亲找上门来说:“我家有片林子,把我儿子放了,你家的椽子我包了。”听了这话,他的脸立刻黑了,他说:“我是国家干部,绝不能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做交易。”
这间130平方米的房子,盖盖停停,拖了整整8年才盖好。
1990年初,阿布列林表姐的孩子因为涉嫌盗窃被拘捕了,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一天,表姐找上门来,流着眼泪哀求他:“高抬贵手吧,你是他的舅舅呀。”“我要是放了他,等于知法犯法,把自己送进监狱。”他回绝了表姐的哭求,孩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
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原纪检组组长王国利回忆说,阿布列林一生都没有办过“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碰到有人在办案过程中送礼送钱,他要么拒绝,要么把东西上交到单位。
妹妹吾尔也提·阿不列孜1991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来到哈密市人民法院工作。当阿布列林被宣布为院长时,妹妹的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哥哥当了院长,紧张的是以哥哥的脾气会帮自己吗?果然,1998年法院岗位调整,一下子就动了20个人,她并不在其中。1999年法院提拔27位科级干部,她还不在其中。
“一是一,二是二,人情再大也大不过国法,违法乱纪的事我不能做。焦裕禄书记永远是我心中的标杆。”(本报记者 王 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