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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北京某小学承诺，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将不留家庭作业，并且学生放学回家不许背书包。叫好的人认为，学校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怀疑者表示，不改变应试教育的观念与体制，减负只能是一句空话——
新学期伊始，“减负”的话题再次摆在学校和家长面前。
北京市某小学的家长开学之初接到了来自学校的通知，学生周一带书包来上学，平时放学一律不把书包带回家，直到周五才能把书包背走。学校承诺，为减轻、减除学生课业负担，绝不留家庭作业。
书包与减负，相关度有多大？家长们又有何反响？
不背书包，能否“减负”
下午3点10分，该校放学铃声响起，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与其他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背书包，取而代之的是每人背着一个小布袋。“老师不留作业，我的书包、课本都放在教室后面的柜子里，不用拿回家。”一名该校一年级男生告诉记者，“我和同学们的袋子里都没有书，特别轻。书包只在周五背回去。”
对此，学生家长王艳表示支持：“学校这么做并不意味着放任，而是想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愿意尝试一下。”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家长也有不少。有网友提出：“适当、少量的作业有助于一年级的孩子巩固学习成果。”一位二年级学生的妈妈则表示，不背书包的后果是家里再备一套课本。
近年来，为了给学生减负，教育部门费尽心思，推出了各项举措。福建省龙海市浮宫中心小学、浙江省宁波新城第一实验学校都采取了“不背书包”的举措，贵州省凯里市教育局明文规定了各年级的书包重量。2013年8月，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出台，其中对作业、考试、补课等作了严格限制。
政策重拳频出，“负”减下来了吗？
“不好意思，刚刚把孩子从兴趣班接回来。”晚上7点，山西太原家长尹洁匆忙地接起了记者的电话，她表示，儿子刚刚进入三年级，作业比头两年多了，常常要做到8点，“才三年级就这么累了，往后啥样都不敢想。”
不变的“减”，变化的“负”
围绕“减负”的讨论和探索由来已久。
从1964年教育部发出要求“适当减少课程门类、每周上课总时数”通知，到2004年教育部提出“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推动减轻学生课业压力，再到去年的“史上最严减负令”，我们的“减负”已经走了半个世纪。为何每一次“进步”的政策，都无法解决“减负”难题？
山西师范大学教师赵洁指出，随着减负政策的逐渐严格，学生课业负担确实在减少，但是孩子们的整体负担却没有减轻。“50年来，减的一直是考试、作业等学校课业，但是学生肩上的‘负担’其实早已发生了变化，以往由学校主导的压力渐渐变成学校、家庭双主导。家庭把学校减掉的部分负担承接过来，课外班等形式的补课，甚至会把孩子压得更喘不过气。所以，‘减’一直在进行，但‘负’却没有下去。”
“减”与“负”的不协调，导致家长们不仅没有感受到相关政策带来的效果，反而成了“减负”过程中的矛盾体——不减，怕孩子累了；减了，怕成绩落下。
学生负担的变化、家长的矛盾行为，在赵洁看来，都是社会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近几代儿童与青少年都成长于计划生育国策之下，每个家庭对这些‘独苗’的成长越来越重视。而与年少一代人口减少并行的，是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另一方面，考试机制长期以来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学业成绩又是不变的评价标杆。受社会与体制根本因素的影响，仅仅是手段上的改变，不但不能让学生的负担真正减轻，还会让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进而在家庭教育和课外教育上加码。”
减负举措频出，到底如何看待
“‘年年减负年年负，岁岁出招岁岁遭’，这是‘减负’顽疾困扰我国基础教育界的真实写照。从根本上说，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使然。不改变应试教育的观念与体制，减轻‘过重学业负担’只能是一句空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如是说。
北京市丰台二中副校长陈维贤说：“每一项‘减负’举措的产生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突破，它为家长教育孩子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开了另一窗。不背书包、少留作业，不仅是放下了有形的压力，其背后更向全社会倡导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评价方式。”
“不背书包其实提醒了我们，要让孩子放下过重的书本桎梏，拾起自身的多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曾晓洁认为，不留作业，旨在把校外时间留给孩子——给他们成长的时间，自由玩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在夏夜看星星，和小伙伴捉迷藏，看有趣的课外书，与家人一起游泳。这是学校教育要考虑的，更是每一位家长应考虑的。”
曾晓洁强调，儿时生活的充实与快乐，可以带给他们一生的乐观、自信和对未来的向往。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最应该给予孩子的。“今年以来，随着《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的出台，幼升小、小升初‘就近入学’即将成为现实。由此，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难题或许将会得到有效缓解。”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马瑞洁说。（本报记者 晋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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