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突破口在哪?

    发展中国论坛、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布《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报告》蓝皮书，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作出评估，厦门位列第二。从全国来看，厦门的城市规模不大，城镇化率却已高达88.6%，处于国内较高水平。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伴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病也如影随形。让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推进就地城镇化，产业支撑与配套服务如何并行不悖？如何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厦门作出了积极探索，为科学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规划引领：从平面扩张到合理布局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山边村中心有一个花园式的休闲广场，广场周围，整齐的楼房、洁净的路面、完善的设施随处可见。广场东侧的展示栏中，一幅今昔对比图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你看上面的图片，那是山边村过去的场景，看那些土坯房，有的都快倒塌了，村里也是脏乱差。看到村民过苦日子，我这个村长压力真不小。”抚今追昔，山边村村长李明感慨万千。

    在李明的带领下，山边村率先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昔日的田野、村庄已变成了东孚工业区，山边村变成了东孚镇经济第一强村，东孚镇也以惊人的速度蜕变为现代化新城。

    谈到推进城镇化的经验，东孚镇党委书记蔡德进首先提到科学规划。“曾经，东孚镇在发展中也偏重平面扩张，陷入了粗放式增长的泥潭。”蔡德进说，作为承接厦门产业转移的新兴工业城镇，东孚在尊重村庄现状和工业区的基础上，强化与厦门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和功能互补，建设“卫星城”，形成合理的城镇布局，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厦门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高和荣教授指出，厦门推进城镇化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坚持“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涌现出以东孚为代表的一批小城镇，成为农村人口的蓄水池，也成为城乡一体化的节点与纽带。

    高和荣分析说，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面临着诸多难题，如城市功能和集聚能力较低、城镇化导致农民的失业化、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城市社会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加剧等。在这种形势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要求城乡规划要从局限于传统的城市规划区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规划转变，从无序蔓延向科学紧凑转变，从注重物质形态规划向政策型规划转变。

    “要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编制城乡规划，使城乡规划从热衷关注大中城市转向关注小城镇，从热衷关注经济效益的物质空间转向关注公共利益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来。”高和荣说。

产城融合：从单一园区到立体城市

    在东孚生物医药展示馆内，一座沙盘清晰地展现了园区全貌。沙盘中，天竺山郁郁葱葱，成片的楼房整齐划一，厦深铁路、厦成高速、海翔大道等交通干道纵横交错。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园区有艾德生物医药、蓝湾生物科技等上百家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形成了从生物制剂、生物制药到医药器材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为突显生物医药园区的城市生活品质，早在生物医药通用厂房建设初期，东孚镇同步规划园区生活配套工作，在园区周围建设员工生活小区等附属设施，大量人口不断集聚于此，形成了一个生活小镇。

    “这体现了建设产业新城的发展理念，既不是建设传统的开发区、工业园，又不同于最近十年以来大都市周边出现的‘睡城’，而是‘产城共融’，推动经济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多点支撑的立体城市型经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说。

    高和荣分析说，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在大城市、超大城市等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区域，呈现出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拥挤、公共产品及服务相对短缺等问题。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中小城市，而大城市发展的重点不是资源和人口要素的进一步聚集，而应该是创新性产业发展和功能性调整完善，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厦门的实践也表明，未来产业新城应该避免像以前在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设上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思路，要做到转型和升级，真正实现产城融合。”张晓山说。

配套服务：从二元分割到城乡一体

    去年冬天，来自四川绵阳的黎立民来到东孚镇工业园务工，不到一年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孩子在这里能够免费到职业中专念书，我们外来工还能跟本地人享有一样标准的养老补贴，看病报销的比例也没啥差别，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新东孚人。”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仍有约2.7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却没有安家，同时已在城镇安家的部分转移人员存在生存困难、生活不适应、认同感不高等各种问题，这种“人的城镇化”远远低于城镇化率的现状，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和隐患。

    “就地城镇化的基础是镇村公共服务的普遍覆盖与普遍享有，要加大养老、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社会救助等民生项目的建设投入，同时要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助力农民就业方式转型，实现从二元分割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型，使农民能够真切地享受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红利。”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通过厦门的调研，我们也发现，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主体单一，更多地依赖政府的推动，市场、社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高和荣指出，要在政府主导基础上调动企业、社会及城乡居民参与小城镇建设的积极性，避免小城镇建设企业缺位、社会失位、民众无位情况的发生。同时，要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手段，促进外来工本地化，增进外来工的融合，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本报记者 李 慧 马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