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摘自柴生芳工作日志
有时候，临洮县委办公室主任张鹏会“忘”了柴生芳知识分子的身份。
修河堤，他挽着裤腿边干边指挥。午饭碗筷不够，他把草帽翻过来，凉面连塑料袋扣到里面，“呼哧呼哧”吃起来。见村民，他满脸笑容一口家常话，以致村民感慨，“这个干部，一点儿不‘雄伟’。”
然而，每次晚上加班后，抬头看见417室的灯光，张鹏便知道，这位博士县长又在凝神看书、思考了。
初来临洮，柴生芳带了七八个大纸箱，拆开一看，全是书。从理论书籍到时事杂志，从传统文化到经典译著，门类众多。他离世前手头翻开的，是《邓小平时代》和《论中国》。
柴生芳读过的书，画满线、圈，写满批注。30本工作日志的内页、扉页及空白处，摘抄了许多充满力与美的锦句，写满了自勉劝诫的话语。
几乎每个接触密切的工作人员，都曾被他列出过书单、布置过学习、抽查过“功课”。“群众对我们要求越来越高，你们要抽空读些法律、经济方面的书。”马得江说，“这是他生前常对我们说的话。”
知识和文化已融入柴生芳的血脉，使他在为治理一域谋篇布局时眼光更为深远、胸襟更为开阔。
“他总想着要让文化‘活起来’”
“我们做马家窑文化，决不能停留在彩陶的复制上，要在现代生活中赋予其以新的生命。”2011年11月13日，柴生芳在日志中写道。刚到临洮两个多月，柴生芳就已摸清了临洮的“文化家底”，对全县4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然于心。
“马家窑遗址上有一处文化层非常明显，你知道吗？”2012年7月一次不经意的聊天中，柴生芳饶有兴致地问临洮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李家功。带着疑问，李家功随同专业考古人员去遗址勘察，果然找到了柴生芳所言的“文化层”——在一个深沟里，一人高的灰土层叠压在那里。文化层是考古学术语，指古代遗址中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
“一般人看马家窑遗址，都是彩陶罐罐；在他眼里，看到的是文化层。”李家功十分感慨。柴生芳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对考古、对文化的热爱早已融入血液，“他总想着要让文化‘活起来’”。柴生芳提出“文化识别过去，文化需要觉醒，文化改变临洮”的思路，并鼓呼力行。他联系当年的北大考古系同学一起出谋划策，着手编制《马家窑遗址保护工作规划》。
柴生芳的办公室位于临洮县统办楼四楼，只要一抬头，就能远远望见窗外正在建设中的临洮文化地标——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这三大馆始终在柴生芳的视野里，临洮的文化事业也时刻装在他的心里。
每次见到李家功，柴生芳就会和他商讨临洮文化的前途：要让“马家窑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紧密相连，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开发出独具临洮韵味的“农家乐”菜系，用软实力的增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今天，临洮县规划的2014年度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达到破纪录的500万元；约25平方公里的沿洮文化产业带，正将洮河两岸的点状资源串联成线；马家窑文化产业园、卧龙湾水镇等多个投资过亿元的文化旅游项目已启动建设……一个文化产业聚集区，正在洮水之畔拔地而起。
“他心里始终装着教育！”
另一项时刻牵动柴生芳神经的事业，是教育。
8月15日，在苟家山小学新校舍打下第一根地基的欢腾时刻，村支书杨成武听到了柴生芳离世的噩耗。他的笑容顿时僵住了：“柴县长看到旧学校条件太差，主动提出重建。今年4月，他就带来了确定重建的好消息。”
就连学校周边的便道，也被柴生芳惦念在心。去年8月的一个雨天，他和县交通局公路建设站站长张友华到辛店镇查看农村通乡公路建设情况。途经白杨小学，一群满脚泥泞的学生进入视线。柴生芳立即叫停了车辆，脸色凝重：“这周围有几所学校，几条土便道？能不能把便道也铺好，让学生们走得舒心些？”很快，公路沿线7所小学校门口的便道全部完成了水泥硬化。
让临洮中学校长赵世林难忘的，是2013年12月2日和柴生芳共度的那个下午。当时，临洮在全市3所示范高中摸底考试中落在了最后。柴生芳不甘心，走进教室当起了“学生”。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柴生芳在教室后排轻声坐下时，董天荣老师正在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柴生芳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跟着学生们一起听课做笔记。语文课听完，柴生芳又相继听了地理课和化学实验课。老师们都讲得很精彩，可是，柴生芳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柴生芳旋即召集临洮中学校领导和各科目备课组组长36人，进行“教学研讨”。他说了自己当“学生”的感受：“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老师讲这么满，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柴生芳开出了药方：要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调动不同层次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这场“教学研讨”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半。他走后，临洮中学便开启了以“提高课堂效率，改善教学质量”为目标、以“先学后教，当场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新课改。
第一时间跑完灾后重建的13所学校、关切询问农村教师待遇、为“关心下一代助学会”悄悄捐款……临洮县教育局局长张国旗脑中，回放着与柴生芳有关的一件件事。他记得，柴生芳去世前一天，还主持召开了捐资助学暨优秀贫困学生资助大会。“潘晓文，全县理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当天见缝插针写下的工作日志中的这句话，是柴生芳留在世间的最后一行笔迹，饱含着他对临洮教育的无限期冀。
这几年，张国旗陪同柴生芳走过的学校不少，甚至去过只有两三个人的农村小教学点调研。“只要教育上有要求、有问题，他都会想方设法地解决，他心里始终装着教育！”在张国旗看来，柴生芳有着深深的教育情怀，这是因为：正是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现在他回到家乡，特别希望在这里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他是个马不停蹄的问题解决者”
柴生芳刚到临洮时，就遇到一个棘手难题。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洮河流经临洮县，洮河上有一些小水电站存在手续不全、无序开发等问题，造成水电资源大量浪费。早在2004年，甘肃省发改委、监察厅等部门就发文要求清理整治小水电站，可是7年来治理效果并不明显。有人私下提醒柴生芳，一些小水电站的老板跟“上头”打过招呼，这个工作“很难办”。可柴生芳偏不信，誓要“还临洮母亲河一片安宁”。
2011年10月，柴生芳召集洮河13家水电站负责人开会，他要求年底前完成所有小水电站开发建设专项整治，限期不整改的水电站就取消发电并网的资格。会后，柴生芳又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专项整顿活动领导小组，先后3次对全县小水电站逐一清理检查。这年12月底，13家水电站全部办齐手续、规范开发。
“柴县长想的都是发展中的大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都是切实可行、符合临洮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在柴生芳身边工作了一年多的县发改局副局长吴立耀充满感慨。
工作中，柴生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在担任县长后，柴生芳提出凡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的议题，必须做到“五个不”：未经充分讨论成熟的不提交，分管副县长未审阅签字的不提交，主汇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请假由副职顶替参会的不提交，临时增加和“搭车”汇报的不提交，无汇报提纲的不提交。“这‘五个不’就是要保证决策事项充分征求大家意见，防止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吴立耀说。
柴生芳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比一般人看得更深、想得更远，是个深思熟虑的学者。”李家功说。“他是个马不停蹄的问题解决者。”张国旗说。“他有魄力，有担当，是个干大事的人。”吴立耀说。
柴生芳，这个“深思熟虑的学者”“问题解决者”“干大事的人”已与世长辞。他的名字镌刻在曾经洒过血汗的临洮大地，他的精神烙印在54万临洮儿女的心里。（本报记者 方 莉 王斯敏 宋喜群）
“不一样”的知识分子县长
本报评论员
无论是作为基层干部，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柴生芳都有点“不一样”。
学者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襟怀，让柴生芳在基层干部中有些“不一样”。他重视民生，但更知道，教育才是最大的民生；他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但更明白，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文化的长滋久养；他心里当然有小康的计划、GDP的指标，但更清楚，中国广大农村和城镇要跟上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速度，必须要有历史的视野和长线发展的逻辑。
当一些同级城镇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泡沫而广受诟病，临洮却在有滋有味地建设“三大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当一些地方“不能穷教育”的承诺因现实而落空，临洮主政者却常常走进教学一线，时时记挂着教师和教育的需求；当一些地方更愿意从“就业”“政绩”“GDP”和“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待基建与工程时，临洮却更关注生态平衡与资源节约。
北大高材生、留洋博士，却志愿到“贫困苦瘠甲天下”的地方工作，这让柴生芳显得和很多知识分子“不一样”。高等教育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渠道”，知识群体往往被视作“精英”“上层”的同义词，当一些学子希望通过教育彻底跳出农门时，柴生芳却反其道而行之，负笈海外，学成归乡，直接沉潜到中国最基层、最贫困的地方，将个人理想熔铸到家国情怀中。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粗食布衣、与民同耕，推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风餐露宿，致力于农村调查研究数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代代传续、从未丢失，柴生芳的“不一样”，恰恰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
“不一样”里有真精神。今天，对基层干部而言，对知识分子而言，柴生芳的“不一样”是警醒和鞭策，值得我们再三掂量。
（《永留清芳在人间——追忆柴生芳同志二三事》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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