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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我国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人地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等的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覆盖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中国历史地理学自诞生以来，涌现了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一批学术大家，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有关其学科性质、任务和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有关其各个分支学科的探索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仍旧存在诸多不同观点和论争。本刊将邀请几位专家就此发表一组文章，以期对推进相关问题的交流和学科发展有所启迪、有所助益。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近30年取得了较大发展，研究领域大大拓宽，汲取了大量新方法和新手段。国内开设“中国历史地理学”课程的高校越来越多，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以历史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环境史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与社会史一样成为显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还受到很大挑战，面临不少困难。
从学科发展现状来看，以前与历史地理学同处历史学二级学科的考古学、世界史都已单列为一级学科，而历史地理学还面临学科归属争论较大、学科整体积淀还不具规模、学科发展长期方向还不够明确等困境，在学术界的整体影响远不如考古学和世界史。以前我从发展角度提出的历史地理学在将来应发展成为“人地时空学”的理念亦未引起重视。具体来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还相对薄弱，而且长期分属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领域，未受到足够重视。我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未来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应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构建历史地理学的新体系。从理论讲，任何事物都是有时空的，都可以成为历史地理视域下的研究内容。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以前进行的中观视角的环境集成研究很有成效，值得推广。但现在看来，我们还需要加强宏观和微观视角的研究。在宏观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天地生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历史环境研究提供更宏大而广阔的基础，也可为天地生综合研究找到学科归属。在微观方面，我们需要以一个村、一个寨、一座山丘为空间背景的环境变化序列研究，以提高我们的研究信度。我们对亚热带中低山地区植被的个案研究表明，实际上不同气候带、不同海拔、不同地形地貌下植被变化的轨迹和原因千差万别，以前历史地理学界对于植被变化只是感性描述森林多少，或笼统谈覆盖率，这都是相当粗浅的。正是这种典型个案的缺失，使我们的环境集成研究往往缺乏具体的修正参数，影响了研究的科学信度。在历史水文地理研究方面，以前我们更多是关注河流湖泊的规模大小变迁，关注河流的改道、水灾频率等方面，但现在更要关注历史时期从自然水面向人工水面变化规律和水文从有机污染向无机污染的演变进程。
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物流地理、历史风俗地理、历史学术地理、历史金融地理、历史景观地理等领域的研究都应加强，如匪患地理、帮会地理、服饰地理、建筑地理、饮食地理、交通方式、资源物流、风尚区域、地域思想、地域人群等等的研究空间还很大。以前我撰写《中国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文化研究》一文时，许多刊物都不敢刊用；我的《巴蜀休闲好赌风考》一文发表后，准备以此题作学术报告，被某邀请单位要求改换题目。可正是由于我们对清代中国区域社会地理研究的缺失，使我们现在新编《清史·地理志》时，已经不能像以前编《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那样对各区域内的风尚作概括总结。
很长时期内，学界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时段即是中国古代，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有所缺失，这样的研究往往使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丧失了与现代社会的沟通。所以我们要加强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如我们近期开展的对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研究、“三线建设”历史地理研究、“大跃进”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鼓励更多在思维、方法和手段上的新探索，构建中国历史地理新的研究方法论。地理学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方法的多元化明显，所以，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应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不应该画地为牢，而应该向我们的相关学科学习方法和手段，向海外学习新的研究理念。如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克服以前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采用简单物候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如气候变迁研究，如果没有岩芯、冰芯、树木年轮、冰雪线、孢粉等方法的采用和相关资料的运用，其研究结论的科学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借鉴方法和手段。我们在研究四川省汉源县皇木采办遗址时，正是像考古学工作者一样试挖探坑，并通过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采用同位素测年手段，才实现了研究上的突破。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实现了从单纯定性描述向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结合的过程，但是目前中国历史地理的定量分析只是一种建立在面上的统计分析，如果没有典型个案分析的支撑，许多结论不仅缺乏具体说服力，而且也失去了对面上量化的修正参数。值得指出的是个案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经常运用的方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应该加以借鉴。我们提出清以来中国城镇植被变迁规律与乡镇植被变迁规律差异，提出燃料换代在植被变迁中的作用，正是以在四川省汉源皇木镇、巴中八家坪的历史人类学调查个案作为支撑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向海外学习借鉴了大量新思维、新方法，对于我国的历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研究区域环境与社会互动上取得大量成果，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将“原因”“影响”“反作用”等变成海外的“驱动”“响应”“应对”等新名词，而我们更需要的是从具体个案研究中建立中国历史地理学原创的新话语，并努力影响海外。所以，我们需要介绍海外的环境史新思想、新个案，也可以花精力去争论环境史、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史之间的概念区别，但可能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田野考察基础上典型的环境史研究成功个案，以此构建我们的本土话语，总结新方法、新手段、新概念。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诸要素本来与社会生产力关系相当密切，但受整个中国史研究中轻视社会生产力研究趋向的影响，许多历史地理的研究受到制约，许多问题无法突破。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历史农业地理中介入了农业技术层面的分析，使我国的农业历史地理的研究走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些年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传统经典式砍烧火耕与结构性贫困关系时，发现它对于破解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区的发展贫困原因作用甚大，这不仅使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融入更多技术层面的思考，而且也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受到社会关注。
第三，更加注重田野考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作用，构建史地田野科学。田野考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学术界还有人对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多有微词，甚至认为历史学的田野考察会削弱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其实，田野与文献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双赢的关系。我们积极倡导并践行田野考察工作，但也相当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古地图的研究、海外稀见文献的运用。我们知道，历史地理学的田野考察应该有搜集民间史料（主要有谱牒、口述史、碑刻、契约文书等）、印证传世文献、感受区位与环境、彰显现实关怀等功能。需要说明的是，经过我们的大量实地考察发现，传统地理文献体现的空间定位的科学信度是相当低的，这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只依靠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可能就会误入歧途，谬之千里。比如地图上出现的“马湖现象”“千顷池现象”，通过田野考察后我们发现古人的地理认知还相当原始落后，明代不可能就有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通识。正是只按历史文献中的里程和方位定位，有的地图集出现了将县治城定在八九十度坡度的悬崖上的误漏。近来关于汉代武都地震后出现的汉水水系与嘉陵江水系是否侵夺之争，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田野工作来很好地解决。
考古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往往更注重一个点的深入分析，往往在一个点上工作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关注田野个案的典型性，我们称为“点上深度田野”，而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决定它的田野工作更注重面上的全面性，关注田野点在空间上的规律性，田野工作的空间可能更为广阔，可以称为“面上表层田野”。应该说这两种田野工作路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就历史地理学来看，现在也需要向人类学、考古学学习“点上深度田野”工作方法和作风，做到点面结合。
第四，更加体现历史地理学的现实关怀，使历史地理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我们知道，以前史念海先生多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有益于世”的科学。应该看到，越是深入的历史地理研究越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如这些年来，东北亚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西部开发、资源东调、环境变迁等历史地理课题受到各类国家重大项目支持，也在国内外舆论宣传和外交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显然，社会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
其实，历史地理学的现实关怀，不仅是我们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不过，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现实关怀会削弱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理性，故对现实关怀持慎重态度。还有人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中选题越是时间古老、题目越是远离现实、文字越是生僻难懂、语言越是晦涩枯燥，越彰显其学问的高深。其实，辩证地来看，学术越是关怀现实，受了现实社会的检验越多越广泛，可能对于研究的科学性、精准度要求会更高，因为这种学术受到监督更广泛；反之，对于缺乏前期验证的人文科学而言，如果学术越为孤僻深奥，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检验越少，以致成为个别人之间的自娱自乐，对学术研究的科学信度要求反而会更加削弱，对研究者的诚信程度更会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有时候不是历史地理学不能对现实产生影响，也不是社会对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属性认知不够，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深度还不够，特别是精准度不够，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就如我们的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如果得出的仅是古代的环境更好，人类活动破坏环境之类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社会各界自然会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出历史上燃料换代与城市植被的关系、不同地理背景下植被变化的轨迹和原因的区别，研究出历史上结构性贫困与生态性贫困的区别，研究出历史上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互动关系差异，可能就会对现实产生更为直接、明显的影响，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学科就会有更多的关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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