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国：摆脱“伯乐相马式”的窠臼

    56岁的侯建国是化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近日，在接受记者有关人才问题的访谈时，他脱口而出：“农夫把土地伺候好了，撒下种子，并适时给予水和养分，庄稼自然会蓬勃生长。人才工作也一样。”

    记者：你怎样看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

    侯建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断层，“快出人才、早出人才”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人才工作实践和探索。政府管理部门扮演了“伯乐相马”的角色：一方面出台各种奖励措施、荣誉称号、优惠政策，以期对人才的成长起到“硬刺激”；一方面充当“伯乐”，按照自身的理念设定标准，通过组织各类评审来给各级各类人才“戴帽子”，从而树立标杆，激励众人。

    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是行之有效的，在较短的时间扭转了社会上知识无用的观念，营造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使得我国人才队伍的数量得到快速增长，有效地支撑了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才工作局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从科技人员队伍来看，2006年总数就已达2174万人，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目前也已经高达18万篇，跃升至世界第二。人才工作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变化，人才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过去那种“伯乐相马式”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的需要，提升人才队伍的质量、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已成为当务之急。

    记者：对于大师的成长来说，你认为什么最重要？

    侯建国：现在各级、各类、各地针对人才而设立的“帽子工程”，可谓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并不一定符合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反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扰乱青年人才的心绪。在跑项目、拉经费、抢帽子、争奖励的过程中，他们本该潜心学术与创造的内心世界变得不再宁静，甚至出现一些学术不端的现象。

    真正的大师绝不是靠物质刺激出来的，也不是戴帽子戴出来的，而是缘自其内心世界对学术、创造的兴趣和热情。有热情才有坚持，有坚持才会把科学创新当成一辈子的事业，而非仅仅是一个职业。

    我们中国科大的陈仙辉教授是国产“土博士”，其本科出身很一般，头上的帽子也很少，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科学创造的满腔热情，二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终于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临界温度达到43K的铁基化合物超导体——氟掺杂钐氧铁砷化合物，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2014年1月，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个奖项已经连续空缺三年。

    记者：除了热情和坚持，还有哪些因素真正对人才成长有用？

    侯建国：和那些“帽子工程”比起来，我认为外在的学术环境与合作氛围对人才成长更有用些。又比如我们中国科大的董振超教授，是2004年加入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单分子科学研究团队的，一直以来他的头上什么帽子也没有，发表的论文也不多，但他始终保持着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研究的热情，而实验室和研究团队也充分相信他的能力和水平，给他创造了很好的学术合作环境和研究平台。最终他厚积薄发，于2013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亚纳米分辨的单分子光学拉曼成像。这项工作被国际学术同行评价为“该领域创建以来的最大进展”“该领域迄今质量最高的顶级工作”，被两院院士评选为年度十大科技进展。

    记者：你认为管理部门应当如何推进人才的脱颖而出？

    侯建国：人才能否脱颖而出，既不由管理部门指定，也不是各类计划定向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创新土壤中自然成长起来的。要形成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慧眼识人”的伯乐固然可贵，“精耕细作，守望丰收”的农夫则更为重要。当前人才工作的关键，在于摆脱“伯乐相马式”管理模式的窠臼。管理者要遵循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致力于为人才的成长营造创新的土壤和环境，建立以学术为导向的公平、开放、合理的评价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呵护各类人才追求科学、创新的内在兴趣和热情，让他们像庄稼一样在肥沃的土壤里蓬勃生长。（本报记者 李陈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