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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付彩云老太太自己讲，她是在伪满洲国康德八年（1941年）嫁到高步屯来的，当时还不满十七岁。丈夫要比她大得多，已经五十多岁了。成亲的第一天晚上，丈夫的肚子一直在“咕噜噜咕噜噜”地响，吵得她一夜都没睡好。开始她以为他是在闹肚子，后来才发现他天天这样。这准是因为他老了，她暗自猜想，人一老就啥啥都不中用了。不过她明白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在这之前，她爸已经从丈夫家里驮去了两麻袋高粱，还揣走了一沓绵羊票子（伪满洲国纸币）。
不管咋样，往后我再也不会挨饿啦！她这样安慰自己。
付彩云说：“那年月，女人就这样啊！”
丈夫名叫高步青，剃光头，出门时戴一顶瓜皮礼帽，窄脸，下巴上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花白胡子，两边脸上一边一块高高的颧骨，小眼睛，看上去似乎只有一道缝儿，然而眼神儿却特别的锐利，嘴唇薄薄的，总是紧紧地抿着，而且总是很少说话（当然不是不说话，他又不是哑巴）。
那时候，付彩云总是有些怕他。后来她发现，其实不光她一个人，家里头别的人也是怕他的。在付彩云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老婆，除此之外，他还有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孙子和孙女，加到一起，少说也有十几口子了。大家住在一个大院里，他们之中无论谁，见了他都“溜溜”的，就像耗子见到了猫，哪怕他无意间咳嗽一声，他们也会吓得一哆嗦，那些年纪小的小孩子，甚至会“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却理也不理。
照付彩云老太太的说法，她丈夫高步青是个性格很怪的人，别看他整日整日地不说话，实际脾气暴躁得很，发起火来地动山摇的，而且特别犟，就像有人说的，是属于叼着屎橛儿给他麻花都不换的那种人，就是说，认死理儿。付彩云说她亲耳听到过，他的前两个老婆背地里都叫他犟驴，简单些便说成“那驴”，那驴长那驴短，付彩云每次听到都会会心地一笑，她说她们说得对。
付彩云说，当时老高家是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儿，好地就有上百垧，自家还开了一处油坊和一处烧锅（酒坊），除此之外，还在县里开了一处粮行，一处杂货店，专卖自家出产的东西，年年进的钱都“海海”的。屯子里更不用说了，房子都是青砖的，除了正房还有厢房，少说也有几十间，四周都有高墙围着，墙外建有炮台，里头住着炮勇，炮勇人人有枪。整个高步屯，他家就占了一大半。
高步青家财大势也大，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他家有钱还有势，可是高步青却没有多少大财主的样子。除了付彩云，另外几个当年见过他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比方他的穿戴，除去那顶瓜皮礼帽（还有一件冬天穿的羊皮大氅），不过就是衣裳干净一点，没有补丁，他的穿戴和屯里的许多人几乎没什么两样。而且，夏天的时候也喜欢挽起裤脚，这当然是为了干活方便。据说他每天都要干活的，逮住什么就干什么。即便没什么活干，他也这么一副样子：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有时候在屯子里，有时候在田里，四处转悠。
那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四处转悠。他走一会儿站一会儿，一边还东张西望，总是一脸的心事儿，谁也说不上他在想什么。“多半在想怎样扩大他的家业。”付彩云和那几个当年见过他的人都做如此猜测。
还有吃饭。吃饭他讲究吃半饱，就是说，吃到半饿不饿为止。对他来说，则只吃一碗小米捞饭，再喝一碗小米饭汤。菜也简单得很，一碟儿萝卜条咸菜是必备的，不过要用辣椒油拌一下，此外再加一个炖菜，炖土豆炖白菜炖茄子炖豆角等等，里面偶尔会放几块肉。因为是大家一起吃饭，要把菜分别盛在几只大海碗里，可是不论几只碗，菜却只有那么一个。这些事都是付彩云亲眼看见的。
问题是不光他自己这样做，他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一次（当时付彩云嫁过来没几天），全家人正在吃饭，吃着吃着，他突然大声说：“吃饭别吃得太饱，吃到八分饱就行了……少吃一口谁也饿不死！”当时谁也没吱声，只有付彩云吃了一惊，她抬起头四处一看，发现每个人都在看她，才明白这是说给她的，她后来知道，这话他早就对别人说过了。
那些年，这儿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县里住着日本人的军队，日本人当着本县的副县长（虽然不叫副县长，而叫参事官，实际却是一回事），还当着警务局的指导官、警察署的警政，反正什么事儿都是他们说了算。
当年不是有个满洲国嘛，满洲国的皇上叫康德。早先年有个大清国，大清国有个乾隆爷还有个慈禧皇太后，他们就是他的祖上。听说二十年前康德就当过一回皇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最多四五岁，好像叫宣统，住在北京的大殿里，后来叫什么人给撵跑了。往后就来了一帮日本人，他又第二回当了皇上。不过不在北京住了，换了一个地方叫新京，新京离这儿不太远，那儿现在叫长春。他们说他这个皇上可不好当，说他处处得听日本人的。
“这些事儿都是我从老辈人那儿听说的，不知道真假。”付彩云补充道。
付彩云还说了一件事儿，说就在她嫁到高步屯的那年秋天，庄稼刚刚上场（就是刚从地里收回来），有一天，从山河镇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镇公所的办事员，一个是警察署的“白帽箍”。“白帽箍”挎着匣枪。他们说镇上有事，把高步青叫走了。那时候常有这种情况，一旦有什么事，就派人过来叫他，他又是高步屯的甲长，动不动就会被叫去一次。
不过这次好像有些不同。他们走的时候是贴晌时分，直到天黑他才回来。而且，和以前相比，这次的状态也大不一样。一进家门，他就破口大骂：“这些狗操的王八羔子，欺负我头上来啦！我苦巴苦业挣下这份儿家产，他们说拿去就得拿去！说拿多少就拿多少！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
他脸色青紫，脑袋和双手，还有嘴唇和胡子，都不停地哆嗦，没等骂完，就一头栽倒在院子里。当时家里人都在院子里，还有几个炮勇和长工，大家本来正在等他回来吃饭，这时马上乱作一团，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随即有人喊道：“别愣着！救人要紧！”
还有人喊：“掐人中！快！掐人中！”
于是有人掐他的人中，还有人进屋含了一口凉水，“噗”地往他脸上一喷，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哼哼着睁开了眼睛。人们七手八脚，立刻把他抬进了屋。
缓过劲儿来以后，他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日本人要建开拓团（就是要在这儿种地建屯子），要征他四十垧熟地。
他瞪着眼睛说：“娘的四十垧啊！还一个大钱不给……要不咋叫征呢！”
付彩云说，从此高步青就病了，一病十几天，天天在炕上躺着，人也一天天往下瘦，几天就瘦得不成样子了，看着让人可怜。家里给他请了大夫，说是急火攻心，抓了很多药，药都是付彩云给熬的（那会儿没有药片儿，都是草药），一天熬一帖，药汤子又黑又苦，盛在一只二大碗（碗的一种，比大碗小，比小碗大）里，眼瞅着他“咕嘟咕嘟”灌下去。
那一阵儿不论哪儿都是他的药味，药味就像小虫子一样，墙角旮旯都能钻进去。光药味不要紧，家里还处处笼罩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怖的气氛，让人老是提心吊胆的，说话走路都得小心又小心，怎么说呢，就像家里死了人。这也是一种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把人压得气都喘不上来。
这期间日本人已经把地占上了，而且沿着划定的地界儿钉了好多的木牌。这消息是高步青的儿子带回来的。高步青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些木牌，上面还写着日本字。不过这件事他们没有马上告诉高步青，怕他受不了。在付彩云的感觉里，这两个儿子都不像高步青。
高步青的病总算一天天见好了。一天晚上，他让付彩云去叫两个儿子。儿子们一前一后来到高步青的屋子，其中一个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有枪又有炮的，我看咱就别吃这眼前亏了……”
儿子还没说完，就被高步青打断了，他大声吼道：“孬种！”
因为病还没有全好，吼过之后他喘息了一会儿，半晌才平静下来，说：“这件事儿我想好了，我要上新京找皇上去。我要去告御状。不管咋说，这满洲国还是他皇上的吧。我就不信讨不回这个公道……这件事宜早不宜迟，明天我就走。”
第二天他真的走了。他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戴着那顶瓜皮礼帽，儿子们给他套了一挂马车，车上铺了一条棉被，还带了一名炮勇。
付彩云说：“想不到，这一去他就送了命……”
关于高步青，县志上是这么说的：
“高步青，旧时本县山河镇西郊有名的乡绅地主，社会影响颇大，人送外号‘高老步’，所住自然屯被称为‘高步屯’。此人性格倔强……伪满康德八年，日本侵略者指名收其良田四十垧，为日本人专用。高执意不从，公开与日伪势力对抗，被捕入狱。释放后又去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告‘御状’，伪新京高等检察院见其是地方乡绅，不便加罪，于是采取两面手法，明则好言相劝，暗则捣鬼下毒，致使其中枢神经损伤，1942年（伪康德九年）归里后不久即死去，时年五十六岁。”
后来付彩云嫁给了屯里的一个农民，当时东北已经光复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生了两儿一女，如今儿女们早已各自成家。付彩云今年七十七岁，满头的白发挽在脑后。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红彤彤的晚霞映照着天空。老太太坐在她家大门口一个木墩儿上，正在慢条斯理地纳鞋底儿。这会儿她抬起头，朝西天看了一眼，抱歉地笑笑说：“不能再跟你唠了……该给老东西整饭去了……”
说着话儿站起来，离开我，慢慢向院子里走去。
鲍十 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等。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作品被多种选刊选载或收入年度选本。其近作小说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以各自独立成章的小说，写了20多个屯的命运，被看作“一部东北平原的地理词典”。鲍十自称：“我想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中国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包括历史的、政治的，以及人的命运、民风民俗，等等。我同时想做到一点：要使这些作品看上去不那么离谱，要基本真实，既不涂脂抹粉，也不夸大其词，尽力留下时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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