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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日本的重要汉学家排一个座次，我们可以给出一大串的名字——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津田左右吉、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不管怎么排，宫崎市定的名字恐怕都应该出现在前三位中。尽管其著述体系还远未得到完整忠实的译介，但中国学界对这个名字已经不算陌生。不过也许很少人知道的是，这位学问博渊宏通的学术巨擘，却是个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
1936年，宫崎市定接受日本文部省的委派，远渡法国，在巴黎度过了两年多的访学生涯。他回忆说，当时自己住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附近，公园对面有家书店，妙的是对日本人有特别的内部打折，因此留学生常常光顾此间。当时刚到巴黎的宫崎市定，正苦于在日本学的三脚猫法语不敷应用，跑到法语联盟去从头开始恶补。好心的书店老板便热情推荐他读当时最流行的侦探小说，乔治·西默农（1903-1989）的《麦格雷探案集》系列，借此学习法语。西默农是生于比利时的法语小说家，中国读者也许对这个名字未必熟悉，不过在侦探小说史上，他却有着很高的地位。据说霍布斯鲍姆曾称赞西默农是唯一将侦探小说转变成了真文学的作家，比利时政府还将2003年定为“西默农年”来纪念他，后来的侦探小说家也有许多深受其影响。西默农于1923年移居巴黎，在30年代一口气创作了18部的《麦格雷探案集》系列小说（后来仍有续篇）。宫崎市定客居巴黎时，小说正在陆续出版中，风靡一时。他一读便入了迷，一发不可收拾，将当时已出版的十多册全部读完，直到回国的日期到了为止。
历史学者爱读侦探小说，这似乎是有点不太搭调的事情，然而仔细一想，毋宁倒是志同道合的结果。真正热爱历史学的学者，并不是将历史当作一堆僵死零碎的材料，来机械地分析整理，当成论著写作的材料的。在他的眼中，已逝去的历史正好比发生的一桩桩案件，残留下来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就如同案件残存的证据，等待着历史学家去收集证据，破解谜案。历史学（以及其他的真学问）和破案一样，一方面是对已经消逝的真相的追寻复原，一方面又是对追寻复原者头脑的能力考验。那同样是充满着乐趣与危险的旅程。故而历史学家会将侦探引为同道，读侦探小说读得不亦乐乎，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国内学者在提到日本汉学家的时候，往往惊叹于其功夫之细密扎实，称誉他们能够踏踏实实，经年累月地扎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穷尽所有的材料。这一方面固然是高度的赞许，不过实话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儿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这些日本人不过就知道吭哧吭哧埋头做死工夫罢了，除此之外别无可取。然而这实在是对日本汉学最大的误解，也表现出国内学界对日本汉学所曾经达到的高度仍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宫崎市定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意见，不妨就看作对此最好的回应：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也有好比拿着放大镜观察古文书那样的科学性的方法。这确实是必要的。不过在此同时，首先把握住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大局，将现在所研究的问题置于其中加以定位，这样的出发立场毋宁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个别与整体之间无法紧密贴合，那就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判断出了问题了。这种时候，就应该要从头开始，重新修正；如果只是从论述措辞上文过饰非，那简直是岂有此理。（《西默农的侦探小说》）
而这样的历史学研究，跟侦探小说有怎样的关系呢？宫崎的回答是：“对于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像麦克雷侦探那样，最明快地将把谜题解开。”
确实，只要熟悉宫崎史学的人，恐怕都不难从中感受到“明快”二字的魅力。宫崎晚年的学生哈罗伦·芙美子曾向宫崎提问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入学试题，是以怎样的宗旨来出题的，宫崎回答：“别的大学怎样我不知道。在我们学校，出题的判断标准是：看你在入学四年以后，是否有写出论说主旨明快的毕业论文的能力！”
如此再三强调，可见他本人对此的重视。须知明快不是简单，不是粗暴地无视问题的复杂性，而是由于背后有着总括全局、鸟瞰世界的自信，才能够从细枝末节的纠缠中脱身出来，三言两语把事情分梳得一清二楚。越是复杂，越是明快，才越见功力。日本东洋史学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可以说无一不具有这样宏通总览的眼界追求，绝没有一生只是孜孜兀兀埋头对着书案上的材料工作的。
真正的大师往往有真性情，在他们那里没有禁忌，没有所谓的“常识”，一切都跟随着自我追寻的脚步而呈现意义。世界上的种种相遇，都是互相融通，互相启益，共同展现出充满乐趣的色彩的。爱读侦探小说的宫崎市定，从中受到的影响有多大呢？他从此“发愤致力于像麦格雷侦探那样，栩栩如生地复原过去，因此在归国之后得以笔力大进”！一代巨匠的诞生，居然是从侦探小说中获得机缘。不但如此，在《西默农的侦探小说》一文末尾，他还不无俏皮地展现出老顽童的一面，记述了另一件事情。某日有位法国的学者友人携女来访，临走时，友人的女儿无意中从书架上发现了西默农的小说，便惊喜地叫起来：“我也最喜欢西默农了！”而宫崎对此的评论是怎样的呢——
据说这位姑娘有志于在大学专攻中国史。是她的话，一定能够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吧！（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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