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个真实的中国打交道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圆满落幕。以“东学西学·四百年”为主题的本次大会，聚集了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本期版面，我们节译了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大会上的发言，另配发两位中国学者介绍海外汉学家的文章，以增进读者对世界汉学发展状况的了解。

    自伏尔泰（1694—1778）以降，中国就被西方误判为一种意义超乎自身之外的象征物。

    在20世纪40年代，马歇尔使华并试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进行斡旋。当时，马歇尔将军的首席助手写信给他来自南京的妻子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就成了外方人的欲望与憧憬。这种欲望和憧憬是否契合今天的中国，是另外的问题；然而众多国家遥望着这方热土，则是一个事实。”不论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怎样的“欲望与憧憬”，中国“这方热土”对他们来说，是一团迷雾。“无知”可谓一张巨大的白纸，这张纸上将写满令人称奇之事。

    甚至连1971年的亨利·基辛格也无法克服“无知”这一缺陷（此后，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谓突飞猛进）。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基辛格陈述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致辞，介绍尼克松政府希望同中国展开严肃接触的原因，而后他表示，美方终于抵达了这片“神秘的土地”。周恩来则问他为什么要用“神秘”这个词。为什么中国是片神秘的土地？美国人所说的神秘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无疑显示了这位美国教授浅陋的认识，他对中国的了解，仍是一片空白。

    澳大利亚前外长海登说：“自1972年工党上台，中国就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人们在诸多领域中要求改变的广泛判断。”澳大利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说，“我感到一股社会变革的动力”。当澳大利亚突然对北京展示开放姿态时，以上这种莫名的惊喜之情，在这个一般来说颇为平静的国家中，可谓非常普遍。中国代表着希望和动力，仿佛人们朝着和谐亚洲以及澳大利亚国内所切盼的改革，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抽象的“亚洲”观念常常会制造一些扭曲的判断，譬如印度的自我形象，日本的“亚洲研究”；将亚洲作为一个区域而进行概念化，也仅取得了十分有限的成功。有人说，英国人来了之后，印度人才知道自己是亚洲人。对于日本来说，亚洲曾被界定为欧洲权力当家做主的地方，此后又被界定为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地。这并不是一个条贯清晰的区域性界定。中国也从未安然接受亚洲的概念。“亚洲”这个词，并非中国所创制，同中国四千年的历史相比，它只是一个新兴的语汇而已。

    如果说欧洲将亚洲界定为他们的殖民地，孙中山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则相继提出了由北京或东京领导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亚洲观绝少为区域内的较小国家所赞赏。

    到20世纪末，这一趋势仍未停止，一些西方人将中国树立为一个代表着即将兴起的“亚洲世纪”的象征。这种看法是无知的，因为它没有看到，中国对于作为一个地区的亚洲有着矛盾的态度，也忽视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领土纠纷及诸多矛盾（其复杂程度远高于中国与欧洲或美国之间的矛盾）。当然，中国在国家规模上居于中心地位，这让她看起来像是亚洲的中心。可是，人们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在亚洲同样具有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将中国看作一个“亚洲世纪”的象征，难副其实。

    如对中国之于我们时代的意义作一个具体的界定，则必须强调，迅速现代化的中国是21世纪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时代以后，开放的中国采取了发展的政策，越发与国际经济相依共存，这在亚洲内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马丁·雅克称“中国的过去”是世界的未来，可现存的中国却并不属于“中国的过去”。当今中国处于日新月异的复兴之中，她正在从全球汲取各样的观点和资源，跨越各种政治形态。中国的新生文明正在成为全球化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历史上的中国一样。

    总而言之，将中国视为象征，其意义不唯是惊人的多变，而且毫无益处。作为象征的中国仿佛一个钟摆，在希望与恐惧，在浪漫之语与鄙夷之色之间摇摆不止。直到20世纪后期，西方（及其他地区）对中国有了真正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这才摆脱了对中国的象征化。对于外国人来说，将中国本质化地处理为一个象征是非常危险的；时至今日，人们不应再有任何借口再将中国树立为某种象征，无论它代表什么。

    这就是进步。诚然，经济与各民族的全球化以及与之契合的国际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仍然身处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而非和谐的世界。现今的情形是，各大权力彼此虎视眈眈、杂处一世；美国仍占据头把交椅；欧盟开始脱离民族国家，朝着联邦的方向转变；跨国圣战组织一仍其旧地制造兵燹；包括中国的邻国在内的若干小国，仍持守民族国家的地位，并视此为其在充满变动的世界中的最佳选择。大小权力之间形成了无数种制衡的形态，这相较于一厢情愿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一张由幻觉织成的网络（凭这种模式，西方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形），仍较为可取。

    简言之，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中国，这才是最好的应对之法。我们既不能完全按照中国的条件来接受中国，亦不能强迫中国遵行他者（或者其他权力）之道。也就是说，要避免将中国视为某种为我们所希望或惧怕的象征。与一个真实的中国打交道，要求我们付出辛苦的努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抑或其他）与中国之间，寻求利益或观念的共同点，并在这一基础之上不断协商、合作。历史没有终结，然而作为神话的历史，必将终结。

    （本文节译自罗斯·特里尔在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的发言《外国人的危险：将中国视为某种象征》，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其著作《毛泽东传》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