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春阳：抱常而守一

    提起画家霍春阳，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一抹惊世骇俗的春色——《山花烂漫》。黝黑的山崖间，黄灿灿的迎春花，冲破政治的藩篱，披展艺术的枝条，似龙须，似凤尾，渴望着爆发，期盼着怒放。

 

    《山花烂漫》，用迎春的新生为亿万中国人登高召唤，“一个新的时代终于来了”。

 

    1977年2月，霍春阳31岁，他与恩师孙其峰先生合作完成的中国画《山花烂漫》，参加了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全国美术展览会”。

 

    《山花烂漫》的成功，社会文化价值远超艺术文化价值，这幅著名的“迎春花”，是“文革”结束以后，被压抑许久的集体审美情愫，温和而又集中的体现。画面中，充溢着浓得化不开的真情厚意，中国画旧有的本体语汇融汇着对生命的真诚讴歌，被运用得自然贴切。

 

    霍春阳由此声名鹊起。

 

山花喜迎春

 

    1976年春，东岳泰山，乍暖还寒，霍春阳陪同孙其峰一起来此写生。山路崎岖，一到“后石坞”，峰回路转，山崖石缝间突然蹦出一片黄色的精灵。在明媚的阳光下，一簇簇迎春花吐出艳丽的笑容，它们在冲寒，它们在探春，它们在寻找久违的生机。

 

    “春阳，你看那些迎春多美。”孙其峰的提示让霍春阳眼前一亮，迅速拿起了手中的画笔。

 

    二人沉醉其间，久久不忍离去。

 

    同年10月，神州“春雷”炸响，“四人帮”倒台，十年梦魇结束。

 

    而此时，已回到天津的霍春阳眼前总是涌现出泰山的那片动人春色，他渴望着把它描绘出来，一个画家的创作激情就此爆发。

 

    究竟画了多少张“迎春”，霍春阳早已记不清了。他只记得，一开始画出来，自己看着不顺眼，就接着再画，慢慢地有了点儿味道。

 

    终于有一天，霍春阳感觉用藤黄画迎春花不明显，决定改用水粉。如何让洁白宣纸上的迎春花夺目耀人？他试着在宣纸背后衬上一层黄色，正面再用墨笔勾，双勾太死板，改用松勾。

 

    一下子，写意的效果顿现，迎春花跃然纸上。

 

    面对明丽的迎春，孙其峰沉思片刻，抓起大笔，蘸好墨汁，用没骨法挥洒起来。巨石沉沉，一浓一淡，映衬花后，浑然天成。

 

    题款时，“山花烂漫”四字隶书，孙其峰写得沉稳厚重。而后，“春阳其峰合作”六字，让年轻的霍春阳心头一动。“只能扶持年轻人，不能掠人之美，先生的美德处处可见，没有动过笔的字画一律不挂名。”

 

    六尺的画作在展厅十分抢眼。当时，主持美协工作的华君武看后作出高度评价：“过去只画小品，如今迎春画成这么大，不简单。把花卉与山水结合起来，也十分得体。祝贺你们！”

 

    《山花烂漫》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一时间，迎春花开满天下，作品被各大报纸和杂志频繁刊登，机场、火车站、地铁、宾馆等公共场所更是“迎春”满地。

 

    1979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创刊的中国画期刊命名为《迎春花》，而创刊号的封面就是这幅《山花烂漫》。

 

    “迎春花”成为记录时代变革的一个标志，一种象征。

 

    1946年4月，霍春阳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李庄一户没落的乡绅家庭，排行老四。也正是这一年秋，徐悲鸿接任北平艺专校长，在国画系推行素描教学，遭到李智超等教授的撰文反对，而孙其峰当时也正在北平艺专学习。

 

    霍春阳的祖父为晚清秀才，曾留学日本，不幸的是，1921年病故于南京。而父亲体弱多病，又不善营生，霍春阳出生时，家业已是败落贫寒。幸而，母亲勤俭持家，维持着一家的生计。

 

    开药铺的大伯家有个小花园，像当年鲁迅迷恋“百草园”一样，只要幼年的霍春阳走进其中，就会流连忘返：铁树、玫瑰、麦冬、车前子、桃树、梨树、葡萄……

 

    一个少年为一草一木痴迷，为一枯一荣动情，他把这份感情倾注于笔端。“尤其是桃花，在我的心灵里不可磨灭。”童年的记忆促使着霍春阳在后来的绘画事业上屡屡绽放。

 

    自己对绘画的热爱，曾一度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霍春阳狠狠地抛出一句：“画不了画，宁可死！”此语一出，惊呆全家。

 

    就这样，霍春阳坚持着，坚定着，坚信着。

 

    转机出现了。1965年春，电影《地道战》剧组选取李庄为外景地。霍春阳此时已“渐露尖尖角”，他这下可忙坏了，跟着剧组美工商荣光跑前跑后学画速写、学画幻灯片。

 

    一个月下来，霍春阳竟然挣了56块多钱。

 

    手中紧握“真金白银”，但在霍春阳看来，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对自己辛勤劳动的回报，看到了对自己绘画技艺的认可。“说不定将来春阳会有大出息！”一直反对其学画的哥哥也松了口。

 

    这一年，霍春阳19岁。

 

    此前，霍春阳曾报考过空军某部的飞行员，但终因政审没通过，致使他中学毕业后只能在家务农。“飞”的梦想虽夭折，但一个乡村少年的“鸿鹄之志”却在笔墨纸砚间渐渐起航。

 

    此后，保定成为霍春阳艺术生活的中心。每逢周末，他都会骑行70里，颠簸着来到这座历史悠久、文脉渊深的名城。在新华书店，他对着墙上的名家书画凝神思索；在美术社，他结识了启蒙老师陈建功，先生送了他一套《芥子园画谱》。

 

    霍春阳正式开始学习国画。

 

笔硬方神通

 

    1965年，霍春阳考取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美术系，由于天津市纺织局急需设计人员，他又被调剂为工艺系录取。

 

    “只要能画画，上什么都行。”不用别人做工作，霍春阳安然地在工艺系留了下来。

 

    此时，孙其峰已任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从1956年开始，他陆续延请张其翼、秦仲文、李智超、李鹤筹、溥佐、王颂余、刘君礼、萧朗等名师来校任教，而张其翼、溥佐等恰恰被分配到了工艺系。

 

    张其翼教授霍春阳白描、工笔临摹，他特别强调笔线的力度与弹性，用笔的灵活与精准。这种经验使得霍春阳终生都坚持对笔墨从气力到内涵的关切。

 

    “张先生画猿，画到长臂时，手中的笔跳着就出去了。一切恰到好处，令人叫绝。”霍春阳对张其翼授课的场景记忆犹新，“先生把这种用笔叫‘刀入血出’。”

 

    好一个“刀入血出”。霍春阳突然发现自己手中软软的毛笔变得如此坚硬锋利。

 

    “笔硬方神通”，几十年过去了，霍春阳始终不忘张其翼关于“笔力”的教诲。经过不懈地摸索，他更是从“瘦硬”悟出了“瘦劲”，完成了一次用笔从力到韵的转变。“国画的用笔就像练太极，不经过使外力、使蛮劲的阶段，就难以进入刚柔并济、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境界。”

 

    1966年5月，“文革”爆发。黑云压城，学校停课。全院230名教职员工，竟有73名被关进牛棚，张其翼更是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

 

    “可惜啊，倘若再给张先生二十年，‘大师’的称号非他莫属。”后来，在友人家中，面对张其翼的遗作《蛇与红叶图》，霍春阳“扑通”一声跪拜在地，“让我给这张画磕几个头吧！”

 

    1970年，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宣布解散，选择少数教员组建“五七艺校”。由于分配意向取消，霍春阳与孙其峰共同被留在“五七艺校”工作。

 

    面对这场浩劫中无休止的各种名目的瞎折腾，霍春阳疑惑，厌倦。但他不想放下手中的画笔，他弄过布景，搞过设计，更偷画过花鸟，零零碎碎，漫无方向。

 

    霍春阳的勤奋没能掩盖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彷徨。孙其峰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不忍心一个踏实有理想的有志青年就这样被时代耽搁。

 

    “你什么都画，什么都想吃一口，伤胃口，也吃不胖。”孙其峰试探着劝告，“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霍春阳仰慕先生已久，当即心领神会：“先生，我想跟您学花鸟！”

 

    “给你一星期考虑考虑。”孙其峰在“文革”中被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常常被批斗或陪斗，他不想霍春阳受到牵连。

 

    “我铁心了，就让我跟您学吧！”

 

    “那好吧，我教你。”

 

    1972年，霍春阳拜师孙其峰。那一年，他26岁。

 

    书法：曹全碑，张迁碑；花鸟：从竹子开始。“孙先生比我勤奋。我也只有以勤奋报答先生。”能跟随这样的名师学画，霍春阳万分荣幸。

 

    “我画花，先生补鸟，补石；先生画枝干，我点花草。”几年间，两人合作了许多画。霍春阳心里明白，“这是先生提拔自己，扶持自己。”

 

    在霍春阳当年宿舍的墙上，贴着鲁迅的一段话：“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在霍春阳的心中，时间是以分分秒秒来计算的。记得当年，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教“职工业余创作班”，来回路程两个多小时。他骑自行车，左手扶把，腾出右手练笔力，边骑边比画。

 

    花鸟鱼虫，梅兰竹菊。一根根线条，在霍春阳的手腕指尖间反转腾挪，时轻时重，或柔或刚。有人看到他这样神经质般地在空中作画，为其命名为：霍家“空手道”。

 

    “一切从写生下手，从写生中获得画稿，从写生中长真本事。”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颐和园、大觉寺，天津的北宁公园、西沽公园，山东的泰山、菏泽……都留下了霍春阳勤奋的身影，他谨遵孙其峰的教诲。

 

    为编一本《百花谱》，霍春阳早出晚归，八开三十页的本子，一天画一本多，连公园花房的师傅们都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小伙。回来他就直奔孙其峰那里：验收、订正、改稿。

 

    那时的美院有一架藤萝，那真是“紫藤挂云木，林疑彩凤来”，霍春阳从电工那里借来梯子，爬上去，一画就是两个小时。

 

    对于绘画，霍春阳确实有些着了魔。

 

    “那些日子可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台阶。”回忆起自己走过的道路，霍春阳感慨万千：没有“量”的积累怎么会有“质”的飞跃。

 

    这“量”有多大？用孙其峰的话说：“春阳画画用的纸，得用排子车往外拉。”

 

    是啊，没有“废画三千”，霍春阳就不会有后来的“山花烂漫”。

 

顽石启灵感

 

    1978年，文化部组织“中国画创作组”（后发展为中国画研究院、国家画院），霍春阳与孙其峰一同被华君武推荐入组，与陆俨少、叶浅予、黄胄、娄师白、崔子范、黄永玉、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许麟庐等著名画家入京。

 

    在诸多功成名就的前辈面前，霍春阳是最年轻的一个。

 

    “没别的，只有悉心观察，虚心求教，难得的机会只能抓住不放。”孙其峰将霍春阳介绍给李苦禅，苦禅先生画一张他便模仿一张。

 

    许麟庐画牡丹。只见他蘸了两滴水在砚台里，拿起墨研了起来，几乎把水研干。这时，老先生拿起湿笔在砚台里扫了两下，猛地下笔到宣纸上。

 

    “啊！那墨色太棒了。”这一真传，霍春阳“偷”来了。他风趣地谓之：驴粪蛋蘸芝麻。“用湿笔蘸墨，薄薄一层，笔走得慢，让墨渗下去，效果就出来了。”

 

    陆俨少一面赞许霍春阳的才气，一面又提醒这位年轻后辈用笔缺少内涵，并为其示范讲解用笔用墨的方法，促成了他以后的绘画中始终如一的对笔墨精神内涵的追求。

 

    创作组的学习和实践活动空前活跃，霍春阳大开眼界。他随诸多名家为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首都机场等单位作画。

 

    这期间，霍春阳逐渐不满足于现状，一种萌动诱使他越来越专注于对作为绘画本体的形式语言的探索。

 

    1979年，《美术》第5期发表了吴冠中的《绘画的形式美》一文，连同其另一篇题为《内容决定形式》的文章，遭到冯湘一、江丰等人的强烈反驳，掀起了美术界关于绘画形式语言长达5年的论争，最终发展成为85美术新思潮。

 

    霍春阳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旁观于这场辩论，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达着自己的理解和立场。从他这个时期的创作来看，无论是其“少字数”的现代书法，还是撕破了物象真实形象的国画作品，都充满了现代形式构成的意味。所不同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笔墨内质的迷恋。

 

    面对前卫的美术思潮冲击，中国画何去何从？霍春阳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1987年，由时任荣宝斋出版社编辑的边平山与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季酉辰发起，一批有志于坚守本土文化价值的画家组织的“南北方九人展”亮相津门。

 

    此时，已是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的霍春阳是坚定的支持者，天津美术学院展览馆为展览提供了场地，100余张画作陈列于此，“新文人画展”雏形初现。

 

    霍春阳更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只想自卫，没想反击谁。我们这些人，低头读书，抬头作画，没那闲工夫今天批这个，明天捧那个。争争斗斗的事挺烦人。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敢组织这样的画展是需要勇气的，天津就我一个人参展，敢参加画展也是需要勇气的。”

 

    除霍春阳外，参展的田黎明、刘进安、方俊、常进、边平山、季酉辰都成为日后“新文人画”的主要成员及中国画名家。

 

    1984年，霍春阳创作的又一精品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奖，那就是《林间》，作品得到了王朝闻等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誉，《中国画》杂志则将《林间》发表于封面，画坛上又泛起了不小的波澜。

 

    《林间》的成功要感谢的是一枚普普通通的石子。

 

    1982年，天津美术学院萧朗教授组织霍春阳等青年教师到桂林七星岩公园举办画展。漓江岸滩，烟雨朦胧，霍春阳随手拾起一枚顽石。石上的纹理浑然天成，他若有所思，将其装入行囊，带回书房，长久注目。

 

    从那自然的纹理中，霍春阳读出了一种天籁般的律动和交响。而《林间》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笔意纵横，穿插交错，意气天然，点、线的挥洒飘飘落落。

 

    通过《林间》的创作，霍春阳体悟到前所未有的意象，游离于物我之间，介入天地的虚空，实现心斋的澄净与空明。

 

    此后的霍春阳，无论是如盖的荷叶，还是似梭的游鱼，形象与笔墨都悠然自在，渗透着一种优雅的灵气。

 

抱常而守一

 

    早在1982年，霍春阳就在河北邢台完成了平生第一次个展。1983年，他又先后在青岛、保定、秦皇岛举办了个人画展，并获得一致的好评和关注。

 

    1989年，霍春阳参加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第一次“中国新文人画大展”，并此后成为历届“新文人画展”的参与者。

 

    尽管理论界对“新文人画”持不同的态度，但每年举办一次画展的现实，以及参展画家日后大多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代表画家来看，“新文人画”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界的重要现象和美术团体。

 

    1996年，《新文人画家作品精选集·霍春阳专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家丛书）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居然是霍春阳的第一本个人画集，而且是在主编陈绶祥作序并一再劝说下才同意出版的。

 

    这一年，霍春阳50岁，已“知天命”。此前，面对各种出版社的约稿，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自己的艺术尚未成熟”。

 

    1997年，霍春阳被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评定为“中国画坛百杰”之一。

 

    展览、获奖、专著、教学、访谈、交流……“游于艺”的霍春阳，生活慢慢变得繁忙起来。

 

    “勤于练笔，是画家的本职；另一个‘勤’我没有忽略，那就是勤思。”面对着荣誉和辉煌，霍春阳的冷静缘于多年来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常说自己是一个身动而心静的人，坚守着《论语》“君子不受外物所牵”的古训。

 

    霍春阳所谈所想所感中，经常引用的典籍就是《论语》。那是他在“文革”中偷偷读的，却终生难忘。这本“半部治天下”的“封建糟粕”为年轻的画家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

 

    孙过庭《书谱》中说：“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画内如此，画外同样亦然。“画者，文之极，画品的高下，直接取决于画家素养的多寡。学习中国画不能单纯地为学画而学画，一定要注重对人综合素质的培养。”霍春阳深感自己在“底蕴”上的不足，他要内外兼修。

 

    1984年，由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兴办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之一。1987年，书院第一次主办了为期三年的“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霍春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课堂上，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张岱年、陈鼓应、任继愈等著名学者的风范，至今犹在霍春阳的眼前耳畔。尤其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及陈鼓应解读老庄的课程，都成为他成人修艺的思想基础。

 

    1989年，霍春阳以优异的成绩在学习班结业。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中国文化学习班”。

 

    求知若渴，是那时霍春阳的真实写照，他在“学”上的勤不亚于在“画”上的勤。

 

    回到天津，霍春阳拜访了大儒吴玉如先生。当时，吴玉如正在友谊宾馆，身体虚弱，但还是躺在床上与热心求教的他说了一个多小时，谈自己的求学经历，读书经验，最后嘱咐他回去一定认真读《论语》《孟子》《后汉书》。

 

    与大儒一夕相对，霍春阳如沐春风。“传统文化的沃土滋养了中国画，国画的‘根’在这里。我自己为之献身的国画只有在传统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才能茁壮成长。”

 

    “恶补”的这十年，各种诱惑不时纠缠着霍春阳：到某大城市举办展览，去欧洲发展，笔会正等着你……

 

    霍春阳都一一婉拒了。

 

    2006年，已进耳顺之年的霍春阳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不再担任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的职务，然而他并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美术教育事业，在研究生、本科生甚至进修生中都开设课程，孜孜以求，不知疲倦。数十年的教育生涯，桃李满蹊，他的许多学生也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名家。

 

    2008年，天津市高教委为表彰霍春阳在美术教育上的成就特授予其“天津教育名师”的称号。

 

    有感于早年求学的艰难，霍春阳除了学院的美术教育之外，更热衷于向社会传播中国传统美术文化的理念及技法。

 

    2000年，霍春阳参与录制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名家、名教授经典教学系列片《写意花鸟技法与创作》；2007年，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并反复播出霍春阳写意花鸟画系列教学片；2010年，他受聘国家画院成立工作室招收学员……

 

    面对社会的纷繁复杂，面对商业的追命逐利，霍春阳总是淡然一笑。他在自己的画室墙上挂上“一得楼”三个大字，他在《春阳九辨》中这样思索艺术的真谛——

 

    “‘抱常而守一’是本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理念，是无可改变的一种永恒真理。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言道即天道，道与天地同在，所谓‘始终如一’者是也。一是本来状态，朴素、博大、无边，非今日、明日之士所能企及或变革，从此意义上讲，我们应以毕生精力投入到修炼这个‘一’上，即传统文化永久不变的精神内涵，以期修行到与万物同体。”

 

    古人云：“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霍春阳的笔墨，是其从艺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守一”使他心沉，“守一”让他心安。

 

    （霍春阳，美术教育家、著名书画家。1946年出生于河北清苑，196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长期担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同时承担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国家画院、荣宝斋等高校和重点艺术机构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