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朴素干净，头衔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教授。
人亦如此。一袭经典的白衬衫、灰西裤，未到采访时间，94岁的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就早早等在房间里。见到记者前来，坚持站起身和每个人握手，双手递送名片。
一派传统文人的端方姿态。自1935年初登讲台的那一刻算起，整整79年与学生为伴，这仿佛成了他的“职业病”：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却又禁不住地把他们当孩子般照料。
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校长，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再到教育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60年前，面对中国无高等教育学科的窘状，他振臂发出了“大学生岂能像中学生、小学生一样教”的诘问，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开疆拓土。今天，他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埋首教案，驻足课堂。
治学之道：板凳敢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潘懋元的书房里挂着这样一句箴言，“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他一生秉持的治学之道，也是每届学生初入师门时必须牢记的“潘氏守则”。他告诫弟子，做学问，必须“自强不息、自甘寂寞、自讨苦吃”。
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教育研究领域却一直沿用普通教育理论来研究高教。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的潘懋元敏锐意识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他力倡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并第一次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课堂。
有人用“60岁出成果”形容潘懋元——别人60退休了，他却偏偏开始和时间赛跑。1978年，58岁的潘懋元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广阔前景。此后，他又先后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筹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高等教育学》；申请到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被评为首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等。
他强调学科发展“要第一，不要唯一”，积极谋划和支持其他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建设，先后促成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四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他以辛勤的工作和开拓性的探索，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一个又一个“第一”。
他的学生说：“先生常向我们提起，理论研究中切忌‘大、空、洋’。‘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真正的理论，必须是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在近年的社会调查中，潘懋元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坐火车、坐大巴，先后去过长沙、宁波、成都等地，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他认为，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如果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不投入到实践中，仅是纯思辨，就不符合学科的性质，这一学科就很难有新的发展。
授业之道：学术上坚毅严谨 精神上自由开放
潘懋元在学术上有颗坚毅执着的心，在教书育人上亦是如此。在他的心里，学生、课堂比任何荣誉都宝贵。
几乎他教过的每个弟子都感叹，“先生对学生要求严”，“他总觉得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而严格是出于对学生和学术的尊重。”
已是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的吴岩回忆道：“我们对待学业一点也不敢懈怠，经常会为学术问题激烈地讨论到下半夜。当时觉得很苦，相比别人的生活没那么丰富。可现在来看，正是那时的扎实学习奠定了一辈子工作的基础，我们现在能做出一些成绩，全都得益于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艰苦训练。”
严格，却绝不是“一言堂”。潘懋元在为每年新生上第一课时，总会提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他激励学生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倡学生在学术上展开论争，鼓励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潘懋元总是说：“不吵，哪来的思想碰撞，哪来的火花？还叫什么交流研讨？”
“潘先生的客厅”在厦大校园里赫赫有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星期六晚上，只要潘先生在家，其家庭学术沙龙就会准时“开场”。沙龙是漫谈式的，由潘先生开头，提起一个话题，接下来，学生们充分讨论。学生发言时，潘先生往往手拿一支香烟，半举在空中，一任清烟袅袅，笑眯眯地认真倾听，时而点头不语，时而妙语释疑，或风趣幽默，或亦庄亦谐。
教育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这正是潘懋元皓首穷经苦苦寻觅的答案：“为师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境界，就是发现‘人的价值’，发现学生的价值，尊重学生的选择，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育人之道：“他把学生当儿子，把儿子当学生”
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潘世墨在他的博士论文后记里这样写道：“我父亲‘弄错了’一件事，他把学生当儿子，把儿子当学生。”
爱生如子，不只是弟子们对先生的中肯评价，更是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用爱与行动躬身践行的人生操守。
吴岩至今记得2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我有一个硕士师弟，家境贫寒。先生就把我叫到家里，给我一个信封让我转交给他，里面是厚厚一沓人民币。先生就是这样把每个学生都牵挂在心里。”
年轻学子则更爱讲起“年夜饭和红包”的事。2012年，福建省授予潘懋元“杰出人民教师”称号，奖励了一辆车，老人直接把车卖了，将卖车的20万元大部分平分给院里的老师，剩下的过年时请全院吃了顿团圆饭，还给每个人发了红包。2013年，厦大又授予他“南强杰出贡献奖”，奖金也是20万元。这次老人先拿出10万元分给全院50位师生，再拿出数万元资助给贫困学生。
这样的“小事”，潘先生还有很多。每年新生入校时，他总要见见新生，话家常，说学习，还用学院师生的名字制作谜语，让大家来猜。有一次去武汉考察，先生非要和学生一起坐火车，学院党委书记郑冰冰劝说他乘飞机“他就不高兴了”。
“在他身上，‘权威’有了新的诠释，不是利用‘权’来发‘威’，来对别人的东西指指点点。真正的权威应该是治学品德上的权威，用学术品德来服人、凝聚人。”一位采访过先生的记者对他作如是评价。可先生自己，却一再推却着别人送给他的这些“宗师”“权威”称号。“我只是个普通教师。我一生最欣慰的事，是我的名字能名列教师的队伍中。”
以矍铄精神和睿智头脑默默躬耕在高等教育广袤的田野上，每年仍以不计其数的思想成果服务于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这一切，正如他入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选时，主办方给予他的推荐语：人不下鞍，马不停蹄。（本报记者 邓 晖 马跃华 本报通讯员 高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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