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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11日 星期四

    陈述多,原创少;追踪多,引领少;趋同多,特色少。内容规范化不够,评价科学化不够,传播数字化不够。诸多问题摆在面前——

    人文社科期刊之困如何解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11日   05 版)
    CFP

        近日,一份2013年的报刊年检核验数据显示,我国期刊总数已达9877种,其中,学术期刊有5000种左右,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各占一半。然而,令人忧心的是,尽管社科期刊有几千种,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百万篇,稳居世界第二,被引用率却低于世界平均值。这些刊物的订数与影响力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如何坚持学术理想、提升刊物质量,有效应对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各种潮流的冲击?日前,来自全国的50多位学术刊物主编、学术文摘主编、高校文科学报主编和各高校人文社科知名学者汇聚一堂,探讨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

     

    学术期刊不是“自留地”

     

        “人文社科期刊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艾立民在发言中直陈弊端:出版资源相对分散,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国际影响力偏低,对外交流不足;期刊内部的管理制度、约束、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生机和活力。“有一部分期刊实际上沦为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自留地’,少数期刊功能异化,甚至以刊发质量低劣的论文和收取版面费来维持生存。”艾立民说。

     

        这样的期刊生产显然难以面对国际期刊精品化、集群化、数字化的全球竞争趋势。“学术出版是衡量一个国家出版行业水准的首个重要指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强调,学术出版处在学术和出版的交界点,承载着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使命。

     

        艾立民认为,当前一个重要工作是加强学术期刊评价机制的建设。“社科领域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不能简单地用一些统计数据来决定期刊的优劣。基于专家同行评议的定性分析,在我看来仍然是衡量人文社科期刊学术成果质量的一个核心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现国际水准、国内公认的评价机制。”

     

    要努力走在学术前面

     

        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谢地坤一再强调期刊建设的“品牌意识”。“如何坚守一个品牌,坚守它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质量,对于主编都是考验。”谢地坤说。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刊物。”谈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多年的品牌建设,副总编辑柯锦华直言不讳。她坚持认为,“一流的学术期刊不仅仅是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应该在学术上起到引领作用”。

     

        “要实现引领,这对编辑的学术要求非常高,必须对学界的学术动态、学术脉络的把握非常准确。”柯锦华说。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表示认同:“学术刊物不能满足于呈现学术,应当走到学术的前面去。”他表示,一个刊物好不好关键看编辑队伍,“人的因素,在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艾立民认为:“学术期刊需要编辑人员的火眼金睛,要准确掌握学术信息的价值,创造性地提出有创新价值的选题,充分发挥编辑自身的专业所长,从而形成新的编辑理念和办刊思路,不断提高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

     

        在陈思和看来,学术期刊要引领学术潮流,不在于追求百家争鸣,而要争做百家当中的“一鸣”,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只是学术的低水平建设,应当容许有个性、有主张、有旗帜性,这才是一个好的学术繁荣所需要的。

     

    国际化不是“英文”化

     

        论坛上,国际化是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既有对包括翻译中的用词规范等具体问题的剖析,也有对出版界“国际化焦虑”的反思。

     

        “现在学术期刊里办英文版的越来越多,但质量令人担心,基本用词用语欠缺规范,关键词表述时常出现明显错误。”艾立民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看来,英文翻译差强人意的问题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得不到解决。请英语专业人才把关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那些希望在海外打响名气的有实力的学术期刊杂志社,否则也不用争着国际化。“其实走出去和走进来的难度是双向的,美国、德国的一些期刊编辑也很头痛,因为他们发表的英文、德文学术文章,大部分中国读者也不看。”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则认为:“好的文章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虽然在英语方面我们非常重视,但是不用勉强来做。我们希望杂志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基础上引起注意。怎样把学术期刊办好,把稿子审好,拓开稿件的来源,这才是重点。一个期刊能够办好最主要还是看发表的文章能不能久远。”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汪朝光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本身就处在一个国际化的过程当中。他说:“国际化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研究出版的过程中如何领会这两方面的国际化,值得思考。”

     

    数字化的水平相对较低

     

        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则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焦点。艾立民介绍,国际上一些期刊现在原则上基本不出印刷版,世界性的一些出版集团的数字化转型也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受发展思路、体制机制、技术手段、人员资源、经营管理模式等制约,期刊数字化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期刊数字化的整体经营收入在利润结构当中,比例仍然很小。

     

        “事实上,期刊数字化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纸质内容以数字形式再版,而是应当利用数字化手段和网络技术,去实现期刊内容的增值,通过电子期刊、网络出版集团、多媒体应用、无线阅读和跨媒体融合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出版手段,拓展信息服务功能,提高市场占有率。”艾立民说。

     

        多位期刊主编在讨论中也提出,数字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涉及收稿、发稿、传播、读者反馈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介绍,她所在的上海大学期刊社成立了专家审稿库、作者顺序库,为后面的数字化推送打了基础。尝试双模式出版,做了iPad版免费开放,两年运行下来,积累了大量的读者群。下一步在考虑增加繁体字版,进行部分收费。“不管你愿不愿意,数字化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剑认为,数字化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至少有三方面功能:快速传播,信息聚合,在大量信息聚合基础上的个人定制。“将来的数字化期刊一定会更主动,通过你的阅读习惯,对你在网络上阅读痕迹的分析,知道你关心什么问题,关心哪些作者,单独为你做一本期刊。个性化期刊,一定是数字化期刊将来要走的一条路。”(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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