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期刊之困如何解

    近日，一份2013年的报刊年检核验数据显示，我国期刊总数已达9877种，其中，学术期刊有5000种左右，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各占一半。然而，令人忧心的是，尽管社科期刊有几千种，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百万篇，稳居世界第二，被引用率却低于世界平均值。这些刊物的订数与影响力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如何坚持学术理想、提升刊物质量，有效应对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各种潮流的冲击？日前，来自全国的50多位学术刊物主编、学术文摘主编、高校文科学报主编和各高校人文社科知名学者汇聚一堂，探讨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

学术期刊不是“自留地”

    “人文社科期刊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艾立民在发言中直陈弊端：出版资源相对分散，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国际影响力偏低，对外交流不足；期刊内部的管理制度、约束、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生机和活力。“有一部分期刊实际上沦为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自留地’，少数期刊功能异化，甚至以刊发质量低劣的论文和收取版面费来维持生存。”艾立民说。

    这样的期刊生产显然难以面对国际期刊精品化、集群化、数字化的全球竞争趋势。“学术出版是衡量一个国家出版行业水准的首个重要指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强调，学术出版处在学术和出版的交界点，承载着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使命。

    艾立民认为，当前一个重要工作是加强学术期刊评价机制的建设。“社科领域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不能简单地用一些统计数据来决定期刊的优劣。基于专家同行评议的定性分析，在我看来仍然是衡量人文社科期刊学术成果质量的一个核心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现国际水准、国内公认的评价机制。”

要努力走在学术前面

    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谢地坤一再强调期刊建设的“品牌意识”。“如何坚守一个品牌，坚守它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质量，对于主编都是考验。”谢地坤说。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刊物。”谈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多年的品牌建设，副总编辑柯锦华直言不讳。她坚持认为，“一流的学术期刊不仅仅是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应该在学术上起到引领作用”。

    “要实现引领，这对编辑的学术要求非常高，必须对学界的学术动态、学术脉络的把握非常准确。”柯锦华说。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表示认同：“学术刊物不能满足于呈现学术，应当走到学术的前面去。”他表示，一个刊物好不好关键看编辑队伍，“人的因素，在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艾立民认为：“学术期刊需要编辑人员的火眼金睛，要准确掌握学术信息的价值，创造性地提出有创新价值的选题，充分发挥编辑自身的专业所长，从而形成新的编辑理念和办刊思路，不断提高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

    在陈思和看来，学术期刊要引领学术潮流，不在于追求百家争鸣，而要争做百家当中的“一鸣”，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只是学术的低水平建设，应当容许有个性、有主张、有旗帜性，这才是一个好的学术繁荣所需要的。

国际化不是“英文”化

    论坛上，国际化是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既有对包括翻译中的用词规范等具体问题的剖析，也有对出版界“国际化焦虑”的反思。

    “现在学术期刊里办英文版的越来越多，但质量令人担心，基本用词用语欠缺规范，关键词表述时常出现明显错误。”艾立民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看来，英文翻译差强人意的问题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得不到解决。请英语专业人才把关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那些希望在海外打响名气的有实力的学术期刊杂志社，否则也不用争着国际化。“其实走出去和走进来的难度是双向的，美国、德国的一些期刊编辑也很头痛，因为他们发表的英文、德文学术文章，大部分中国读者也不看。”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则认为：“好的文章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虽然在英语方面我们非常重视，但是不用勉强来做。我们希望杂志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基础上引起注意。怎样把学术期刊办好，把稿子审好，拓开稿件的来源，这才是重点。一个期刊能够办好最主要还是看发表的文章能不能久远。”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汪朝光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本身就处在一个国际化的过程当中。他说：“国际化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研究出版的过程中如何领会这两方面的国际化，值得思考。”

数字化的水平相对较低

    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则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焦点。艾立民介绍，国际上一些期刊现在原则上基本不出印刷版，世界性的一些出版集团的数字化转型也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受发展思路、体制机制、技术手段、人员资源、经营管理模式等制约，期刊数字化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期刊数字化的整体经营收入在利润结构当中，比例仍然很小。

    “事实上，期刊数字化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纸质内容以数字形式再版，而是应当利用数字化手段和网络技术，去实现期刊内容的增值，通过电子期刊、网络出版集团、多媒体应用、无线阅读和跨媒体融合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出版手段，拓展信息服务功能，提高市场占有率。”艾立民说。

    多位期刊主编在讨论中也提出，数字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涉及收稿、发稿、传播、读者反馈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介绍，她所在的上海大学期刊社成立了专家审稿库、作者顺序库，为后面的数字化推送打了基础。尝试双模式出版，做了iPad版免费开放，两年运行下来，积累了大量的读者群。下一步在考虑增加繁体字版，进行部分收费。“不管你愿不愿意，数字化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剑认为，数字化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至少有三方面功能：快速传播，信息聚合，在大量信息聚合基础上的个人定制。“将来的数字化期刊一定会更主动，通过你的阅读习惯，对你在网络上阅读痕迹的分析，知道你关心什么问题，关心哪些作者，单独为你做一本期刊。个性化期刊，一定是数字化期刊将来要走的一条路。”（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