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充当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纽带”

    记者：在中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对您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巴斯蒂：第一当然是我的论文，并且奠定了我的学术根基。第二，这段在特定年代的经历，有一定特殊性，要知道，当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已经隔离了15年以上。很多学者急切希望通过我了解中国，或是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学者的状况。我回国后，经常被邀请去介绍中国的情况。回国后不久，我便接到了费正清的邀请，提供三个月的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做研究。费正清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他的助手告诉我，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时汇聚在费正清身旁的年轻人，很多成为日后重要的汉学家，我们互相交流、切磋，彼此激励，也建立了友谊。我还见到了刘广京，他1946年曾在清华受业于邵先生。20世纪80年代，他和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我负责清末中国社会变迁这一章。更重要的是，费正清研究中心以及哈佛的东亚图书馆有大量的档案史料，让我的论文不再受制于史料的匮乏。

    记者：您最为中国学术界称道的贡献之一是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续编《中法战争档案》搜求法方原始资料。多达一万多页的法文材料，都是您一页页从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里摘录并复制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您的贡献，这套多达7卷本（目前已出到第六卷）的文献巨著无法面世。

    巴斯蒂：邵循正先生参与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部分，限于条件，有很多的档案和史料他接触不到，特别是法国方面的史料。丛书中的法方资料，大部分采录自战争期间及稍后法国外交部公开刊发的黄皮书，这些资料是带有目的性并经筛选后披露的，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或全貌。广西社科院的庾裕良先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振鹍先生找到我，想要搜求法方档案史料，以补编中法战争档案史料。我认为该提议很好，能在中国研究者的手里保留有一份完整的备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因为对这段历史做过研究，熟悉相关档案史料，对比过中方已经出版的史料，深切知道法国方面的史料不仅能在研究上补充中方的史料不足，有助于学术上的突破，而且，这还跟现实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越两国存在边界争议，我所提供的资料，未必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但起码能够部分澄清一百多年前中法越南战争时期的中越边境纠纷的某些真相，我一度希望有关人员能够从这些史料里注意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现在中越陆路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但海上边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历史研究的部分意义就在于，对现实问题可能会提供某些线索或思考的角度。

    记者：您一直积极组织各国汉学家相互交流，并且在1992年继马悦然先生后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您能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吗？

    巴斯蒂：1950年，一批相识于中国的欧洲青年汉学家组织了青年汉学家联盟，以区别于以往保守的东方学家协会。这个联盟专注于中国研究，并且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抱有好感。协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这可能是冷战时期唯一一个包括东西方国家学者在内的学术协会。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后，东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们对话不再可能了。于是这个协会慢慢就涣散了。

    1975年，施舟人联合吴德明、汪德迈及其他汉学家，寻求组织一个全欧范围的新的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学会的第一次大会定于1976年9月在巴黎举行。施舟人负责组织古代中国研究部分，而我则负责现当代中国研究部分。这次会议学术成果斐然。作为该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我参加了至今为止的所有大会。该协会的宗旨在于：尽一切可能促进和巩固欧洲学者与汉学研究相关的活动。这也是我参与这个协会的动机。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多次在科学院频道的网络电台做演讲或接受采访，这是您作为院士的职务行为吗？

    巴斯蒂：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不是职务行为，但的确跟我的专业身份有联系。科学院频道是由资深院士库鲁泽勒建立的。我觉得这个举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它让资深专业学者有一个面对普通大众发言的平台，能够破除一些通过公众舆论平台传播的偏见。因为我的言论无论我出现在左派报纸如《解放报》还是右派报纸如《费加罗报》上的言论，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即便引用或采访我的记者不加以歪曲地如实报道，但由于媒体的派系问题，还是会被打上或左或右的标签。普通的读者、听众或是观众无法判断我的言论的客观性。但在这个网络电台则没有这种标签。我情愿在不被贴标签的情形下发言。我很乐意从事这个工作，这有助于让普通民众了解中国，而这也是我作为汉学家的责任。我愿意充当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纽带。（本报特约记者 马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