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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03日 星期三

    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

    “我愿意充当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纽带”

    ——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吕吉埃院士访谈录(上)

    本报特约记者 马骥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03日   08 版)
    巴斯蒂 赵和平画

        正逢巴斯蒂院士在上海访学期间,我如约来到院士下榻的宾馆。许久未见,老人一如既往:发髻纹丝不乱,身形消瘦,但精神矍铄,亲和又不失分寸。

     

        记者:您是著名的汉学家,但您的外祖父、父母都是著名法学家,您的姐姐是法官。如此看来,法学才是您的家学传统。您为什么选择了汉学?

     

        巴斯蒂:一切要回到我11岁那年,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年我有幸碰到了两个人,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我今后的人生方向。第一个就是我的历史、地理老师,她讲课生动有趣,既有丰富而引人入胜的细节,又能准确、敏锐地指出事件的本质和意义。她令我的视野豁然开朗,从那时起我就立志以后要从事历史学研究。第二个人则让我发现了中国,他叫胡鸿烈,是我母亲的学生。母亲当时是巴黎大学法学教授,胡先生在她指导下攻读国际法的博士学位,撰写有关朝鲜战争的论文。1952年2月中国春节之际,胡先生邀请我们一家到他家做客。胡先生向我讲解汉字的基本特征和构成方式,还教了我日、月、山、水等简单的汉字。他向我讲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这一切我都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化和文字与欧洲文化、文字的异同,成为我最为迷恋的问题。我开始在巴黎的市政图书馆里寻找关于中国的书,我几乎读完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学习汉语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

     

        巴斯蒂:中学毕业后,我没有马上进大学学习中文,而是进入大学预备班学习。两年后,我考进了巴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我读的是历史,但有很多课程需要在索邦大学修读,我同时到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索邦大学有中文专业,但招收的是有中文根底的学生,而东方语言学院是唯一能从头开始学中文的学校。当时学习中文的人极少,而能坚持下去的就更少了。

     

        我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高师、索邦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之间。对我比较有影响的导师,是巴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勒努万教授,他指导我的硕士论文《法国人眼里的辛亥革命》。他和其他一些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对我影响很大。1964年,中法外交关系刚一建立,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外交部寻求到中国学习的机会。大概7月份时,外交部告诉我中国大使馆正在招聘到中国去任教的法语老师,于是我幸运地成了中国政府聘用的法语教师,8月下旬启程到中国后,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教课。

     

        记者:您在一些学术和回忆性文章里一再充满感情地提到您在北大的导师邵循正先生。您能在这里向我们的读者回顾一下您眼中的邵先生吗?

     

        巴斯蒂:由于我的身份是法语教师,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主要靠自己看书,查字典,试着收听广播,为此我十分焦虑。1965年春天,经过我母亲在北京的朋友介绍,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先生请邵循正先生做我的导师,这样我每周一次随他上课。我将我在阅读和翻译文献中遇到的困难,我的一些困惑,包括论文选题等等,都向他提出,当我听不懂时,他便用法文和英文加以说明。使我感动的是,邵先生允许我每星期额外见他一次,大概两到三个小时做专门辅导。要知道,他完全没有这个义务。

     

        记者:您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关于张謇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为什么?

     

        巴斯蒂:我当时为找不到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而苦恼,最后邵先生建议我研究张謇在南通的教育试验。他说,张謇早在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之前便已经在南通加以探索,并且留下了文集《张季子九录》和《日记》,都是前人几乎不曾利用过的史料。邵先生把自己私藏的《九录》和因工作需要留在手里的《日记》悉数借我。他实际上帮我确定了论文选题,并且提供了必要的史料。我通过邮件向巴黎的教授们汇报了这个选题,他们一致通过。我阅读《九录》和《日记》,找出了所有有关教育的章节,和邵先生逐一讨论。为什么是这些片段,说明了什么问题,与主题的关联,等等。最困难的是那些影射或暗示的部分,邵先生帮助我一一澄清。

     

        1965年7月,中法两国可以互派研究生,我申请放弃教职转为研究生。1965年9月我正式成为历史系研究生,住进了学生宿舍27楼,这栋建筑现在还在。很快,邵先生便下去搞四清运动,他交代陈庆华先生指导我。陈先生知识面宽,熟悉史料。《九录》和《日记》里的任何一个人,他都如数家珍。他出身世家,跟张謇书里的某些人物有渊源。他有时会说,这人是我的祖父,这人是我家的谁谁谁。每周三上课两个小时,课后陈先生还会留我再谈上一两个小时。每次辅导结束,我都饥肠辘辘。

     

        邵循正对我的指导意义非凡,他提醒我注意张謇,认识到他这样的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他们既非洋务派,又非革命派。要注意到社会发展,对历史人物不要轻易做出划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社会上有严格的好人、坏人之分,在图书馆的卡片上,有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标签。另外,他还教会了我如何“考证”,对中文史料的真伪辨识和互参。陈庆华对史料的态度更为精细,更为看重,但并不执迷于材料本身,往往能从中看出新意。邵先生提醒我关注张謇,陈先生则让我关注翁同龢。他们都是我研究生涯重要的引路人。(本报特约记者 马骥)

     

    【链接】

     

        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吕吉埃(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末民初教育、政治制度及中法关系。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获得法国政府及其他多个国家的多种学术荣誉与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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