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的文化内涵

    艺术越古老，它越亲近动物题材，以地域为区分的人群，都会用神化了的动物认同信仰。神化了的动物们，给早期文明时代的人类带来了许多精神慰藉，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品，青铜艺术便是最好的见证。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在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青铜器至美至巧之处，在于造型的厚重与纹饰的精致。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造型体现兼实用与艺术结合的精巧匠心，其中以各式动物造型和饰满动物纹饰的重器最具观赏价值。不少重型器当用于特别仪礼或固定场所的陈设，繁复精美的纹饰主题以图案化变形鸟兽纹最具特色，大幅面的动物头面像居器表显著位置，并衬以云雷纹为地纹，尽显端庄、素雅、高贵的张力。

    商周青铜器装饰出现频率最高、最为典型的纹样，便是研究者通常定义的兽面纹。将动物头面图像铸在器物最显眼的位置，是商代后期至周代前期非常流行的装饰风格，纹样细节虽然变化多端，但基本结构固守不变。主要构思是用非常粗犷的构图表现出动物脸面的基本轮廓，一般是采用两个显身或隐身的侧视兽面，左右对称拼合在一起。这样的兽面纹口呲目瞠，角耸耳张，给人面目狰狞、神情诡谲的感觉，后人惯常名之为饕餮纹。饕餮纹也因此成为研究青铜器重要的切入点。

    饕餮，究其字形，都以“食”为部首。但古代又以“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两字又并不全与吃相关。后人以嗜食为“老饕”，则有待细究。

    在学术层面，宋代金石学家相当肯定地在饕餮与商周青铜器上有些狰狞的纹饰之间画上了一个等号，这个认识已经存在近千年，最先用饕餮纹之名的是《宣和博古图》。宋代学者显然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路史·蚩尤传》注中，认定“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看到铜器上所见的图像大抵为兽形，宋人认定蚩尤之像所指正是饕餮。这里的“戒贪”之说，一直主导着铜器纹饰意义的研究，但它至今仍是一个最需细究的课题。

    在饕餮与铜器兽面纹之间画上等号，其实并非宋人的初始发明。从文化学的意义出发，更早对所谓饕餮作阐释的是先秦时代的《吕氏春秋》及《左传》。《左传》宣公三年记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鼎轻重时说，过去夏将远方贡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是禹铸九鼎的故事，王孙满认为一些动物能助巫师通天地，它们的形象铸在青铜彝器上，用现时的话说可以使上下和谐、国泰民安。

    王孙满有点像在做考古研究，他的这个说法，我们过去没有太在意，铜器上的动物图像，并非专指贪恶的饕餮，更没有戒贪之意。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孙满所说的这番话，是在宣公三年，即公元前606年，距离西周存在的年代不过百多年的时间，作为王孙的他对铜器纹饰的解释应当是可靠的，也是权威的。

    为深入地研究，有许多考古学家就青铜器上的动物头面纹饰进行过分析，划分出几十个类型。这样的纹饰一般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大眼、大鼻、大角——这是基本构图。虽然研究者觉得它们看起来像龙、虎、牛、羊、鹿或鸟甚至是人，但还是有一些细节被忽略，影响了对纹饰的定性研究。

    商周青铜器制作有模有范，纹饰也有专范。由纹饰制作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个动物纹就是用一块单独的纹范制成，从制成的纹饰上看到，单块范之间留有浇铸口，留下了浇铸线。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所谓兽面纹就没有见到完整的拼合范模，这一点非常重要。兽面的左右两范常常并没有完全对正，所以出现的那个兽面左右并不完全对称。后来出现的整范动物头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方菱形额标，似乎是很特殊的一个象征标志，其实它是早先两侧面动物头面额角的轮廓线，两额角对顶合体会自然形成一个菱形线框。有时因为拼范不够严密，左右两额角没能对齐，那个菱形就合不起来了。

    铜器上几乎所有的兽面纹乍看起来都不完整，感觉是张着大嘴，但却只表现出上颌与鼻底，不见下颌。其实这是误判，兽面纹是有下颌的，通常看到的鼻突位置是上颌，连接着的是口腔和下颌，下颌在口腔左右而不是在上颌下面的位置。其实是双上颌和双下颌的拼合形式，也即是两个侧视兽面拼合的图形。这样的侧视兽形，在商代早期可以单独出现，一般表现为头面身形俱备，也有两兽对顶的构图，两兽的头部侧面合构成一个正视的头面。

    正因如此，商代铜器上许多兽面纹并非是单纯的兽面，它们都拖带着一个小身子，甚至有的还带有小爪子，这在年代稍早的铜器上表现比较明显。即使到了西周早期，这样的例证也并不少见。对于这些带有身子的全形动物纹，因为头面和眼形过于夸张，研究者有时顾及不到观赏它们的身子，也将它们一并认作是独立存在的兽面纹了。

    考证发现，很多青铜器动物头面的左一半或右一半，是头对着头，但中间留下较远距离，如郑州白家庄出土铜爵上的对头全形动物纹便是如此。如果将动物头面纹饰进行这样的解构，或许会对饕餮纹或兽面纹有更深的了解。它们本来是两个相对的动物头面侧视图，是“一对双”，但容易让后人误将两图合为一图，看成了一个正视的兽面。独立的兽面图像要晚出一些，而且是沿用了原先的两合图像，将左右两侧面合成出立面像。我们习称的兽面纹中原来的两张脸，其实是互不搭界的，中间常有扉棱之类的隔断，商代铜器上这样的构图非常明确，司母戊鼎和妇好鼎上都能见到这样的例证。

    后来这隔断装饰消失，就更容易将两张脸合成一张脸看了。因为它的构图依然还是原来双身兽面的结构，只是省却了原有的身形，我们不妨用一个新词称之为“隐身兽面纹”，以强调它与全形兽面纹之间的相关性。从一些例子看，虽然动物头面图像已经不表现身体而隐身了，但在它的左右通常各铸出一全形动物的简略图案，这个用意也很明显：头面它本来是有身子的，匠人在这个图像里不屑或无须再表现它了。如若这样的观察没有太大出入，可否将动物头面纹饰做出这样的分别：那些中间有明显隔断或划界，而且左右带有明确身形的动物头面，都不能视作单体兽面纹。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之际铜器上两两相对构图的动物纹，有的距离开始拉得比先前大了一些，大到我们不可能将两个侧面的头面合看成一个头面，或者还在两头之间另插入一个其他图形元素，这样就不会产生误读了。特别是自周初开始铜器上双鸟纹的增加，它们不仅不太可能构成新的兽面，而且使青铜纹饰的整体风格由刚向柔变化，开启了一个略显清新的艺术时代。

    资深考古学家们对青铜器动物纹的研究，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比如李济先生不赞成用饕餮这个名称，将青铜器上的这类纹饰总称为“动物面”。张光直先生则称为“兽头纹”，有单头和连身之分（1973）。马承源先生径称为“兽面纹”，以角的区别划分类型。陈公柔、张长寿先生研究时亦以“兽面纹”作名称，不再使用“饕餮纹”一词。虽然如此，在许多论著中涉及到青铜器纹饰时，仍然在使用“饕餮”这个名称，仍然以饕餮之名定义兽面纹。

    关于兽面纹的演变，据研究，无身兽面纹的最原始形式，只是一对圆泡状乳钉，以表示兽面的双目，渊源可直溯到二里头文化，后来逐渐增添鼻角口耳眉，成为器官齐备的兽面。西周中期兽面纹出现向窃曲纹演变的趋向，兽面纹因此消失。窃曲纹不少还保留有眼目图形，所以又有学者称为变形兽面纹，是兽面纹的变体。眼目是兽面纹的主体，由于兽面纹一般其实只见有双目，它原本应当源自史前的眼睛崇拜。史前彩陶上有成对眼目纹，玉器上有成对眼目纹。

    又有研究认为萨满教中的天神同时也是太阳神，太阳神往往被绘制成眼睛状，因为在诸多古代神话中，太阳被称为是“天之眼”。如婆罗门教的太阳神，又称“天之眼睛”或“世界的眼睛”。由此认为饕餮纹并不仅仅是一种兽面纹，饕餮当为天神或太阳神之属。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注意到二者实为一体：饕餮（帝）是从太阳那里继承了传统而表现为图像的东西。饕餮纹中对眼睛的强调，正是其作为光明的太阳神特征的描述。

    就是这样一张瞪着大眼睛的动物头面，研究者由戒贪转到了始祖崇拜和太阳崇拜，这个变化有点大。所谓艺术越是古老，它便越亲近动物题材。以地域为区分的人群，都会用神化了的动物认同信仰，统一意志。彩陶，玉器，青铜器，艺术的目标无不是如此。细想起来，差不多所有的神话都与动物世界有关，神化了的动物们，给早期文明时代的人类带来了许多精神慰藉，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品，青铜艺术便是最好的见证。

    古今青铜器研究，如果从宋人算起，历时已足千年，但绝不能说已经研判清晰无误了，还会有新的发现，还会遇到不少新的难题。比如今年才完璧回归中国的皿方罍，距今3000多年，器物造型雄浑，形体巨大，通体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铸造技术高超卓绝。当我们以既往的经验细究皿方罍，会发现那呈四面坡的盖面与盖钮上的鸟首兽面纹，却是一反常态头顶向下倒置，这是铸造设计的失误，还是另有意义要表达？而且如果查考其他许多神面纹方彝、方罍、方卣等，它们的方盖与方钮，居然也多是倒置动物面纹饰，这说明事非偶然，也许暗含着今人未知之谜？

    无论如何，对饕餮等青铜兽面图像进行考古解构之后，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古代青铜器透出的古人对生命与自然、人与神、天与地的原始的感知和理解。其中无尽的内涵和精神，还需要我们以明历史、感时空的人文情怀，不断领悟、鉴赏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