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友卡尔逊（下）

    编者按

 

    美国人埃文思·福·卡尔逊（1896-1947）是中国人民真挚的友人。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共同组织了一个文艺工作组，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文艺工作。这个组的成员有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五人，刘白羽担任组长。卡尔逊与之同行，欧阳山尊为他担任翻译。文艺工作组于1938年5月15日离开延安，经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豫西北直至郑州，再由郑州返回延安，行程6000余里，历时90多天。

 

    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本报特摘编欧阳山尊在此期间撰写的日记。日记原载《中国之友卡尔逊》（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一书。

 

1938年5月14日 晴

 

    因为北上的路没有修好，所以行期尚未决定。潘奇一早来了，她请白羽，老金和我吃午饭，所以自己来了不久就赶回去做菜。她走后忽然招待所送信来，通知卡尔逊请文艺工作团午餐，这样一来潘奇的饭只好晚上吃了。

 

    卡尔逊请我们在三仙园吃饭，宾主尽欢，席间谈起行程问题，他也似乎急于想动身。饭后返文协，总政治部即来通知说，明日有车北上，要我们准备。于是一面接洽未了事务，一面整理行装，并一面通知卡氏。

 

5月15日 晴 风

 

    破晓就起来了，早餐后就到卡尔逊处，跟他约好在招待所前会齐，一同搭车。七点半大家都到了招待所，可是车站上一问，因为车坏了正在赶修，要十点钟以后才能启行。于是大家到隔壁潘奇处稍事休息，以消磨这两个多钟头的时光。十点二十分车修好了，大家匆匆地将极简单的行李搬上了车以后，车就开了，小别了延安！此次同行除我们五人与卡尔逊外，还有加拿大女医生金青莲（Jean Ewen）女士，她到绥德以后就要跟我们分道，她是到五台去作卫生事业的。她高高的个儿，说得一口很好的国语，比真正“中国人”林山的中国话要强得多。听说她父亲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还在加拿大过着监狱生活。

 

    车子走走停停修修，到了黄昏走了九十里路不到，差不多比步行还慢。趁着车子在修理的机会，林山带了三个武装弟兄先走，到前头去找宿处和预备吃的东西。七时半到达李家区（离延安一百里），前站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

 

    开好床，洗过脸，身上轻松了很多。卡尔逊拿出他的口琴来吹奏，我也就取出我的口琴来和他合奏。吹完口琴大家又唱起歌来，卡尔逊应我们的要求唱了一支陆战队队歌，和一支大战时流行的进行曲。大家要求金青莲唱，她拒绝了，理由是肚子已经饿得连说话都没有气力了。不错，我们自从出发前吃了早点外，还没有吃过一点儿东西呢。

 

    夜饭我亲自掌勺炒菜，吃的是面条，饿了一天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卡尔逊连呼“面条好”不止，使我想起《张家店》，不觉暗笑。饭后大家与老百姓谈话，与他们说明抗战的形势，他们都能聚精会神地听，谁说老百姓不关心国事？

 

5月19日 晴

 

    一早起来，将东西整理好了，预备等高双成来拜访卡尔逊，可是二十一军团的秘书和副官处长却先来了，他们代表邓宝珊军长请我们搬到招待所去。在谈话中约定了下午二时访邓，三时访高。

 

    两点钟整，和卡尔逊去找邓宝珊军长。邓军长穿着长袍，病后显得消瘦。他谈话和蔼可亲，很有儒将风度。由我的译述中与卡氏整整作了一点钟的谈话，范围大都是关于军事上和此后我们北行的路线问题。在谈话中卡氏说明了他到五台的经验与感想，他说：“在五台最使我感到兴奋的就是民众组织的完密，和军民合作的情形，那里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不是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是一个真正抗战中的国防政府（当然由中央来领导）。在游击区里，行政的责任大概国民党多一些，军事的责任则共产党多负一些，不过两党的合作已经到了乳水调和的情形。这就是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打走日本鬼子。那里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好模范。”

 

    正当我们访邓氏的时候，高师长却到招待所去看工作组了（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他是一个有长者风度的粗线条军人，五十多岁了，在八十六师就有20多年。

 

    我和卡尔逊去看高氏时，他已自招待所回归了。卡氏与他的谈话大约不外乎以下数点：（1）交换军事意见，（2）说明此后行程，（3）说明自己与美国人士对中国抗战之同情，（4）中国只要能团结，必可获胜。高氏听说我们皮衣不够，答应为我们设法弄四件，并且答应在北行时为我们设法弄马匹，还要派部队护送。谈了一会，已经到吃饭的时候了（邓氏请卡尔逊与工作组在招待所吃饭），于是一同回招待所。席间除了高氏和他的参谋长、秘书等外，尚有行政专员富文氏，主人邓氏因病还未全好，派了代表参加。饭后与八十六师徐之佳参谋长商妥了20、21日两天参观的程序，并决定了22日动身北上的一切交通方面的事。

 

    人走了以后，卡尔逊、我、汪洋、老金，由任副官陪着到附近公园去散步。听说此地天主教堂中有三个西班牙教士，卡氏想去看他们，于是我们也奉陪。卡氏稍能说几句西班牙语，所以一到那里就用西班牙语交谈起来。三个传教士中两个是神父，一个是主教，他们到中国最少的二十年，最多的有四十年了。自天主堂返招待所时，已是七点三刻了。

 

    从卡氏对我们及对别人的谈话中，知道他对于中国目前的形势有极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对于统一战线，他能十分了解。他很能顾到我们这个工作组，时时为我们着想，事事为我们考虑。

 

    送我们的那班武装同志决定明天走，卡氏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主席，托他们带回。随时我们都看得出他对八路军是特别的关切。

 

5月20日 晴 风 雨（晓）

 

    吃过早饭，大家去看八十六师的运动会，到运动场时正在比赛足球，踢得很不错，足球比赛完后是木马与单杠的表演竞赛，非常紧张。卡尔逊将木马的高低长短量了起来，他预备将这种运动介绍到美国去。看完单杠到八十六师休息了一下，才回招待所。卡氏提议为附近九龙壁照相，我们大家都答应陪他去，和他照完了像还跑了很久城墙，回招待所正吃午饭。饭后本打算休息，可是那西班牙教士又来了，弄得半个钟头的午觉都没法睡。据汤秘书说，这三位教士都是同情佛朗哥的，后来我把这情形告诉了卡尔逊。他连说了几声“糟”。那位同情法西斯的教士走后，我们就去参观学校。先参观榆林职业中学，校长高氏领着我们参观了每一个部门。参观了职业中学，再去参观省立榆林女师，李校长带我们参观了一下。

 

    参观完了即到八十六师师部去赴高师长、邓军长、富特派员和党部指导员四个人请的宴会，席间遇到绥远财政厅李厅长，听说他正要到前方去，我们请他向傅作义将军致意。

 

    卡尔逊在宴会中对于军事政治上都贡献了很多意见，政治上的要点为：（1）以县为单位组织类似动员委员会性质的机关，动员与武装民众；（2）作战时的准备，只当敌人马上来一样；（3）加紧团结，军民合作。军事意见的要点是：（1）宜在黑夜进攻，使敌人飞机大炮无用；（2）用三四个手榴弹扎在一起来对付坦克。他说，曾经在东战场听见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飞机不如步兵，步兵不如机关枪，机关枪不如手榴弹，手榴弹不如大刀。”

 

5月25日 阴 雨

 

    五点即起，五点半到县政府早餐，与骑二军（付国柱）的参谋长相见，饭后和卡尔逊去参加一个民众和军队的欢迎会，参加这次会的有，（1）壮丁，（2）队伍，（3）儿童团，（4）妇女队，都欢迎卡尔逊与他们谈话。县长向民众介绍后，卡尔逊就和他们作一次短短的讲演，大意说：“神木的朋友们，八十六师的弟兄和妇女儿童们，我非常高兴能和你们在北方的前线见面，同时感谢你们对我的欢迎。我非常钦佩你们的精神，尤其是在不久以前，你们曾在县长和旅长领导之下把敌人赶走，收复了府谷和保德。我相信以后你们能利用这种完善的组织和勇敢的精神来完成抗战的使命。中国这次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是需要全体民众参加的，不论军队、人民、儿童、妇女都要直接或间接来帮助抗战。这里，我要提醒，尤其是儿童们，就是说一切年轻人，应该为这次抗战努力，因为这次抗战是决定中国将来是作日本的殖民地呢，还是继续作一个伟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是属于青年人的，所以要青年们更大的努力才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我这次和你们谈话，是预备带给你们点别的战场的消息，在去年8月底至12月初，这三个月中，我一直在上海，在那里我看见中国军队用不十分精良的武器，与日本的海军空军抵抗，居然能支持了三个月。这告诉了敌人中国绝不是好征服的国家，同时也博得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拥护正义者（法西斯除外）的同情。我离沪后就到山西北部去了一次，那四条铁路当中的地区是完全在敌人包围中的，可是那里的民众情绪之高几乎可以说是超过上海。后来我又到台儿庄。在那里的情形也十分地证明了这次的抗战是需要民众帮助才能完成的。我的国家——美国，在以前也曾为了她的自由独立而战，这战争持续了七年，在头两年中也与中国一样，胜利的机会极少，可是后来有了很多游击队组织，和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所以结果是胜利的。同样情形，中国这次抗战是需要持久的。你们在这次抗战过程中各方面都一定比较困难，如交通不便，出产的东西无处推销，粮食缺乏，这你们都能忍受得了，在艰苦环境中奋斗，这使我更确信胜利一定是你们的。我以美国人的资格告诉你们，全美国的人民都是极端同情中国这次抗战的，愿意尽他们一切能尽的力量来帮助中国，以期完成这次为世界和平正义的战争的使命。”

 

    演说完了，我们就在广场中上了挺进军的战马，在“送官号”声中离开了神木。

 

6月4日 晴 雨

 

    上午“民先”地方部队的同志们来了，他们约我们和卡尔逊拍了一张照片，照完相王致中同志又继续同卡尔逊谈起来。今天卡尔逊谈的话比较多。因为王致中告诉了他“民先”在河曲的工作和河曲的一切的情形，今天特来听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这样：“山西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做工作，因为阎锡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他的手下人不是阿谀之徒，就是唯利是图者。就像目前河曲的县长，他虽然比较那些不肖的要好一点，可是他的认识仍是不清楚，他的见解仍是不能与进步的团体融和，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们的工作要把他争取过来，慢慢地影响他，使他也能渐渐地跟上来。你们每个成员应该把个人看得很轻，把目光放远些，有牺牲的精神，有时应该牺牲自己的光荣和功劳，因为个人的光荣和功劳与民族解放的重任比较起来，前者是不值得顾及的。”

 

    “听说本地民众的抗战情绪非常低落，你们应该经常不断地去做宣传。若是他们知识程度太低看不懂墙报的话，那就应该多开群众大会，多个别谈话，唱歌，叫口号，画墙头漫画，这是提高民众精神的。”

 

    “对于军民合作方面，你们也应该努力去做。必使军队公买公卖，住了老百姓的房子，用了老百姓的东西，应该交还致谢，就像八路军一样的去做，有扰民的军队，一定要坚决地要求当局惩办，要使军民之间互相发生感情，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至少要使老百姓觉得，在中国军队手下生活，比在敌人手下生活要强。这样他们才肯会自愿地帮助军队。”

 

    “人民的负担是应减轻的。因为他们已经负起了以前没有的责任。如努力耕种，借房子给军队住，保卫地方，运伤兵，这些都是他们以前没有的责任。现在他们的责任加重了，就应该将他们的负担减轻，这样也可以使他们对于行政人员有好感。”

 

    王致中问他对于游击队的意见，他说：“游击队的工作当然是目前极重要的。因为一方面可以保卫地方，一方面可以更进一步地打击敌人。也就为这个缘故，它在军事上的要求是与政治上的要求一样的需要，所以游击队是应该与正式军队有很好的联系。就像五台的游击队，他们与八路军有极好的联系。所以河曲的游击队也应与三十五军有密切的合作。”

 

    王致中又问对于统一战线有什么意见？卡尔逊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当然更密切了，但仍是不够的。若是要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是要合作得更接近。我在八路军中三个月，知道八路军中各将领对于两党的合作是用非常的诚意来进行的。我也知道蒋委员长是用同样的态度来接受这个合作。不过问题就是在蒋介石手下的人，他们太看重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怕共产党，怕共产党来了，他们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假使国民党真正与共产党作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就应该让八路军一切的待遇与中央军一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给养，一样的器械，一样的伤兵医院。”

 

    王致中又问他，战争以来日本在对华的军事上有何变化？卡尔逊说：“最初日本的目的只是在华北，他预备以十五个师团的兵力来解决华北，可是后来8月上海的战事发生，重心移到上海，这样的变化是他万想不到的。到了10月，他看这事越闹越大，上海的战争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了，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想打下南京迫中国作城下之盟。谁知这样反而坚定了中国抗战之心。他得南京后，北方仍是不放弃的，所以12月间他就进攻华北的总钥匙（山西），想完全占领山西。可是遇到了八路军的阻碍，没有成功。于是在二月间他想由风陵渡打潼关，由潼关取西安，以切断华北西北路线，可是亦遭失败。三月间他想由郑州方面渡河以进取武汉，可是又没有成功，于是就由津浦方面进兵，可是因为兵力太薄弱，太分散，加之背后受游击队的牵制，所以他们就改变方针，集中各处兵力来对付徐州。这是最近的事，这就是日本军事上变化的情形了。”

 

    王致中说：“徐州失守结束了二期作战，第三期抗战的前途又如何呢？”卡尔逊说：“我预测第三期抗战比第二期更要维持得长久，而且也是对中国有利，同时对日本有害的。因为战线的延长，中国更容易破坏日本的交通线，日本的交通线延长了，就是说中国的交通线缩短了，这样使中国给养的运输线便当起来。中国军队的战术及作战能力是一天天进步与加强，日本的经济困难是日日加多。”

 

    王致中问这次抗战大约还有多久结束？卡尔逊说：“大概再打一年，日本就有些受不住了，所以再有两年总可以结束了。不过我想再打一年日本定会求和。”

 

    谈话继续了两个多钟头才完。

 

6月25日 晴 阴 雨

 

    八点钟就起身了，算起来只睡了四个多钟头。九点钟又下坡跑进城到县政府去吃早饭。吃过饭再回到住的古城村动身，在那里已有六百多群众等着欢送我们。卡尔逊被要求着又来了一次讲演，还拍了很多照片，我也替他拍了几张，弄到十一点二十分才动身。

 

    五台学生的军乐队打着洋鼓吹着笙，别开生面。

 

    四时抵小豆村，第二分区供给部的况同志及卫生部的汤同志在山坡上接我们，群众和学生也集会在村口欢迎。休息了一下，卡尔逊马上到广场去为群众演讲，大意是与五台县所讲的差不多。他说：“五台民众运动及民众精神在全国起了模范作用，全世界都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深切的注意，希望大家继续将这精神发扬光大！”

 

    卡尔逊说他喜欢八路军的作风，不过分的客气，简单而诚恳。他说，当离开朱德同志，由八路军护送他到国民党晋绥军中时，朱德同志提醒他，要他对晋绥军的态度应该外交化，很技巧地去应付，这是为了统一战线。是的，为了统一战线，所以他只能忍耐着与晋绥队伍和阎锡山的县长们作客气的周旋。虽然我们是极不愿意干这一套的，这也是我们工作上一个很好的借鉴。

 

6月26日 晴 雨

 

    很早起来就动身，为了群众的要求，卡尔逊到大豆村走了走，与民众见了面，再追上大队一齐走，我也只好跟着他多弯了二里路。

 

    路虽然只有八十里不到，但是难走极了，全是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头，所谓路也不过是乱石堆中的一些牲口粪，可以给走路的人认得前进的方向而已。还爬了两座山，脚碰在一块石头上，碰破了好大一块皮。

 

    在刘定寺休息，打尖，吃过饭不久，大雨倾盆，幸喜下了一会儿就停了，马上动身。

 

    我和卡尔逊先到目的地金刚塘古佛寺，群众队伍已在等着欢迎。与聂荣臻同志见面；谈了很久，后面的人才到。吃了饭，卡尔逊、白羽和我与聂荣臻同志谈话，谈到路线，谈到卡尔逊今年首次离五台后几个月间的情况。卡尔逊说自从他公开发表了他的首次访问后，日本曾将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理由是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家不应到日军后方去旅行。卡尔逊当时却要美国大使向日本当局说，“假使不愿意的话，尽可以用武力把他驱逐出去。”

 

    卡尔逊上一次完成五台之行回武汉后，还是做了一些统战工作。有些怀疑国共合作前途的国民党人，经和他谈话后，过了些日子，亲自告诉他，对共产党有了相当的了解。

 

    卡尔逊说，路透社有一个中国记者与国民党C.C.有些关系，常常在报上发表些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故意提出并夸大两党之间的摩擦。卡尔逊曾与他争执了两个钟头。

 

    卡尔逊批评：“C.C.之所以反共，是怕国共合作以后会夺去了他们的饭碗与利益。何应钦倒是对五台很有兴趣，因为我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发问最多，汪精卫的毛病是总认为中国抗战的准备不够，可惜我没有机会与他见面，不然可以告诉他中国现在已经够打败日本了。”

 

    卡尔逊上次回武汉时，有一个英国银行家和一个法国银行家也在那里，他们正在观望，看政府的转移来决定到底是借钱给中国，还是借钱给日本，因为双方都要借债。在一次美国大使的宴会上卡尔逊与他们会面了，美国大使向这两位银行家说：“你们要知道中国的情形的话，都在这里了。麦丘（美国使馆武官，经常与国民党在一起）代表中国的布尔乔亚，卡尔逊代表中国的普鲁列塔利亚。”

 

    在日本飞机轰炸巴纳号时，卡尔逊猜想美国也许会与日本开战了，所以赶快写信给美国大使，要他赶快把他放在上海的东西在开仗前取出来，以免沦落敌人之手。美国大使回了一封信，说明形势并不如此严重。这封信追着卡尔逊背后面，由总部而五台，由五台而延安，由延安而西安、汉口，等到这封信重回大使馆时，他已离汉口又到了延安。

 

    谈话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后，聂荣臻同志又继续与我、白羽、老金谈话。聂荣臻谈到了边区武装保卫春耕的事；敌区的农民向边区政府交地租的事和维持会长向边区政府要求委任状的事，都很有趣。边区的情形是，在河北比山西更好。当卡尔逊在汉口谈到五台的情况时，多数的人总是问，“那里是不是共产党的？”

 

    卡尔逊向蒋介石谈到边区时，蒋介石问，为什么五台的民众抗日情绪反比外面高（这一点卡尔逊先告诉了他）？卡尔逊说，“一是由于心理上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地域中，大家更能了解除了团结抗日，是无法自存的。二是太原撤退时，没胆子的人都走了，留下的都是有为的、进步的人。”聂荣臻同志说，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由于民众运动开展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