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才能彻底遏制高校腐败

    日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白求恩医学部部长王冠军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报道显示，今年以来已有18名高校领导干部被查处。其中，有11人担任学校“一把手”，不乏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刘庆成、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这样的“大师”级专家学者。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是大师，而不是大楼。而对于今天的某些大学来说，大师、大楼都有了，还出现了大贪——因各种违法乱纪而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腐败分子。

    这些高校腐败分子不仅拥有一定的行政职级，而且不乏知名的科学家和顶尖的学者。他们的落马当然是个人的咎由自取，同时也给学术界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和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次落马的王冠军是知名的医学家，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及时组织、参与了长春市第一例非典病人的救治。因此，这些“大师”沦为“大贪”更令人扼腕叹息。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这些高校腐败案件多与基建工程有关。1999年大学扩招，高校硬件设施也在大幅度跟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这些年高校基建项目的面积和投入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短期内出现如此巨量的基建项目，在高校长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监管体制下，无疑为一些蛀虫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去找原因，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其实，不仅是在基建工程这个领域，像科研课题的确定和经费的拨付，仪器、设备、教材的采购，教师的人事调动、职称晋升，招生和后勤服务等，都是高校腐败的高发领域。追根溯源，问题的根子还在广受诟病的高校行政化上。

    事实上，现在有一定规模的高校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高校领导集教育家、企业家和行政官员三种角色于一身，权力过于集中，内外监督形同虚设，高校领导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几乎是“想犯则成”。

    遏制高校腐败高发态势，同样需要高校去行政化。也就是说，要彻底改变用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管理高校的传统做法，解决高校领导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师生无法监督、无从监督的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女士曾说，在大学里，除了给师生创造好的教育环境、学术环境、为师生服务外，她没有任何其他权力，包括没有权决定学校盖什么房子、由谁来建，也没有权力命令教授做什么、学生干什么。当高校领导只拥有这样的权力时，就不可能出现大贪这样令人震惊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