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船长”

    8月28日，是柴生芳的“二七”之日。一大早，大哥柴生龙、妻子祁雪丽等5位亲人专程来到临洮为他扫墓。摆上饭菜、水果，亲人们含泪呼唤着他的名字。

    “生芳，你放心地去吧，今天甜甜也上幼儿园报到了，我会好好带大她、照顾老人，你不要太牵挂……”祁雪丽泣不成声。

    侄子柴裕红扶着悲痛欲绝的大伯，默默无语。柴生芳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柴裕红是他二哥柴生都的儿子。自从五叔离开人世，柴裕红便一直帮着料理所有事务。这位同样从神户大学留学归来的法学博士，对柴生芳有着深厚感情。“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船长，他走了，我们的精神支柱像是被抽掉了一样。”神色黯然的他，说出了柴家三代人的心里话。

“只要捧着书，就跟着了魔一个样”

    柴生芳是老家庆阳市宁县走出的第一位留洋博士。直到今天，他的故事仍是柴家乃至整个宁县教育后人的活教材。

    “生芳从小就特别迷恋看书，好学习。那时候晚上只能点煤油灯，他趴灯盏下面看啊看，鼻头总是熏得黑乎乎的。”柴生龙回忆。父母靠务农养活6个子女，生活极度贫寒，小生芳在吃穿上从不要求，唯独看书不能省。有几次，他看着书睡着了，父亲心疼煤油呵斥他几句，他内疚而委屈地哭了，过后仍然难改。

    柴裕红小时候很少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宁县骄傲”，但他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习惯早起读书，有几次父母忘记叫醒他，他起床后因为浪费了时间懊恼不已；走在路上嘴里常念念有词，有时会猛地蹲下来在地上写写画画，反复记诵；出去割草、砍柴，兜里总装着本书，一有空就掏出来看，有几次看得入了迷，晚上只好拖着空荡荡的筐子回家……父亲常常既自豪又心疼地“数落”他——“只要捧着书，就跟着了魔一个样”。

    上了中学，宁县二中离家足有19公里，柴生芳住在学校宿舍，每周走路回家一次。吃的是从家里背去的干粮，掰开撒些盐，用开水一泡就是一顿。母亲心疼这个苦读书的儿子，平日里带家里人吃些苞谷面、高粱面，从嘴边上省下几口白面蒸馍烙饼，给他改善生活。而他也从不辜负这份苦心，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后来，考北大、工作、出国留学，书一直是他最割舍不下的朋友，也一度是他仅有的“财产”。

    “他床边全是书，堆在地上厚厚好几摞，翻开一看，几乎都勾勾画画写着心得，说明仔细读过。”柴裕红在甘肃政法学院读本科时，曾和当时就职于甘肃省委办公厅的五叔同住过一段时间，发现他节衣缩食得有些“寒酸”，唯独买书从不犹豫。叔侄俩饭后最多的“休闲活动”，就是去书店看书，一站就是好久，回家时总少不了带些新的“战利品”。

    知识打开了他的心胸和眼界，也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1997年，他到日本神户大学留学。五年间，从一句日语都不会讲到先后取得艺术史学硕士和文化结构学博士学位，他依靠的仍是这股子学习的“疯魔劲”。

    “五叔一直是他的导师、著名敦煌学家百桥明穗先生的骄傲。我在日本留学期间，老人家好几次叫我去参加他们师门的活动。他常对其他学生讲：这个勤奋的中国留学生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是极其罕见的。”柴裕红告诉记者。

他用扶持下一代成才的方式回报亲人

    为了延续柴生芳的求学路，整个家族默默作出了很多牺牲。

    在宁县，柴生都家的房屋几乎是最破旧的几户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建起的几间砖瓦房里，住着他们夫妻和老父亲三口人。院墙年久失修倒塌了，一直没重建，一到雨天，“屋外大雨，屋里小雨”。老实巴交的柴生都一直在家务农。从小辍学的他从不怨恨其他弟兄，还一直照顾着老父亲的饮食起居。提起五弟，他总是满脸自豪，从没想过找这个“县长弟弟”要求些什么。

    柴生龙中学毕业后，早早地在攀枝花铁路上谋了份职业，业余时间割麦子、打零工，努力赚钱养家。1990年柴生芳北大毕业，柴生龙勒紧裤带寄去200元钱，相当于自己四个月工资，“怕他生活太苦寒，被人看不起。”

    柴生芳把这些都刻在心里。他从没有为亲人们谋过什么利益，甚至几年回不了老家一次。但他有自己报答亲恩的方式——关心、帮扶家族的下一代刻苦读书，改变命运。

    柴裕红读本科时，五叔过问最多的就是学习。“他总告诉我，不要满足于眼前，要敢于超越自己，年轻人应该闯出一片天。”在他的督促下，柴裕红从“不情不愿”到发奋苦读，毕业后也考入了五叔常常说起的神户大学。

    “留学期间学习紧张，生活也很苦，我是在他的不断鼓励下坚持下来的，并和他一样，靠勤工俭学支付每年十几万元花销。”2014年，柴裕红即将毕业，柴生芳早早打来了电话：“回来吧！该是你回报家乡的时候了！”柴裕红回来了，成了兰州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几乎每个侄子侄女，都记得“县长叔叔”最常对他们说的话：“踏实做人，用功读书。”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柴家下一代已经出了三位留学生，毕业后悉数回国。孩子们学业有成也是他最高兴的事。2006年，三哥柴生琪的儿子柴永春和柴裕红双双出国深造，一向勤俭的他为每人包了7000元人民币的“红包”专程送去。

    “五叔给我们的帮助更多是精神影响。他特别公正、有主见，能把几代人凝聚到一起。我们后辈受他影响特别大。”柴裕红说。

“那一刻，我担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下了”

    对于五弟“做官”这件事，柴生龙几十年来一直不支持。

    “搞研究多好！轻松，也有成绩。当再大官有啥用？平安舒心最重要。”他始终保留着五弟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在野外勘察的照片，上面的柴生芳清瘦挺拔，意气风发。

    可一向尊敬大哥的柴生芳，最终偏选择去基层当个“小县官”。柴生龙拗不过他，只好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弟弟。

    “我每隔两三个月就发条短信提醒他，大意就一个：要做就做个好官，别贪别腐别伸手。”有时是劝几句家常话，有时摘录些“警钟长鸣”的例子，有时，也自己编写几句——“根入大地稳如磐，枝刺青天直似剑。身正岂容影子斜，心公方能论长短。”这首题为《树》的小诗，就是他去年六七月间写的。

    老父亲也常叮嘱柴生芳：我们柴家传了几代人，歪风邪气一点儿没沾过，可不能在你这里破了例。你要走歪了路，读书再多也是给家门抹黑！老人节俭惯了，每次从老家宁县来兰州，都宁愿坐十几个小时大巴颠簸着进城，从没想过让儿子派车接送。

    柴生芳总是跟大哥开玩笑：“这么不相信我？放一百个心吧。”而直到最近，柴生龙才明白了五弟这句话的底气。

    8月15日，噩耗传来，他强忍着悲痛从嘉峪关赶到临洮。眼前的一切，打破了他对“县长”优越生活的想象：一间摆在办公室里的单人床，几件旧衣服，仅有的两双鞋，破了个大洞的袜子，唯独不显“寒酸”的，是30本记录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志。

    三天后，柴生芳的遗体被送往定西火化。车缓缓驶过临洮县城，那静默哀伤的42分钟里，坚强了一辈子的柴生龙一直没止住眼泪。他看见，道路两边排满了面容悲戚的群众。“柴县长，一路走好”“人民的好县长”……黑色的大字写在横幅上，写在报纸上，写在临时拆开的纸板箱上，表达着人们最真的心声。

    “那一刻，我担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下了。他这八年，走得正！”柴生龙终于理解了五弟的选择。

他连着一个月每天送妻子一朵“微信玫瑰”

    祁雪丽保存着一张和丈夫的合影，手捧丈夫送的一大捧玫瑰花，她依偎着他，笑得很甜。柴生芳很少回家，但对妻子的挂念从来不减。他曾经每天睡前用微信发给妻子一朵玫瑰，连续发了一个多月。

    祁雪丽比丈夫小好几岁，但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几年前，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刚留学回国的柴生芳，很快喜欢上了他的实在、博学、稳重包容。三年多前，可爱的小甜甜诞生了，柴生芳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几年来，他每次从定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甜甜面前逗她开心。搭积木、讲故事、玩游戏……那一刻，他脸上的疲累一扫而空，变成了一个最幸福最普通的父亲。

    “只要有时间，他绝对是个温情细腻的人。”柴裕红回忆着五叔那不被了解的一面——爱唱歌，最拿手的是电视《三国演义》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爱看充满正气的电视剧，《长征》《汉武大帝》，在兰州工作时曾看了好几个通宵；爱运动，是“暴走”锻炼的忠实爱好者；甚至，他还曾在手机里养过电子宠物，有时打开看一看，乐一乐，像个孩子……可惜，这一切，都随着他的离去而定格成了黑白。（本报记者 王斯敏 宋喜群 方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