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三八大盖’挑了鬼子小队长”

    从1941年初到1942年末，日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1942年是晋察冀军区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我正是在那一年参军入伍的，分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四十二团。

    那时候部队从司令员、团长到普通士兵，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7两粮食，都吃两顿饭，基本都是稀饭，根本吃不饱，在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春夏之交，全靠挖野菜、吃树叶补充。武器弹药也少得可怜，步枪手每人只有5发子弹，机枪手也不过50发子弹，每人4枚手榴弹。可就在吃不饱、穿不暖，武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我们八路军依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仅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反“扫荡”中，我们团奉命保卫晋察冀军区机关，大小战斗46次，歼灭敌军800多人，击落敌机1架。

    1945年6月8日三分区接到情报，9日定县之敌向曲阳运输弹药给养，曲阳之敌沿公路至高门村接应。三分区首长决定由四十二团设伏歼灭敌人。我连的任务是隐蔽在公路南侧麦地，协同主力围歼敌人。

    6月9日10时许，敌人全部进入我方事先设好的伏击圈。突然，团属重机枪首先打响。日军在火力夹击下，死伤一大部分，残敌龟缩在公路南侧一个护线坑里，用3挺机枪疯狂射击。我们由副指导员武占国带领在敌人正面70多米的地方还击。此时，其余战斗都已结束，唯有此处残敌还在负隅顽抗。四连投弹能手苏双才连续投了几枚手榴弹，多数在护线坑内爆炸。敌人不得已跳出来逃窜。

    “同志们，冲啊！”副指导员武占国大喊一声。喊毕，我几乎和他同时向敌人冲去，与鬼子展开白刃格斗。赶巧，我迎面碰上了日军小队长。他瞪着眼睛，哇哇乱叫，举起手中日本战刀，向我迎头劈来。我当时用的正是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装上刺刀后近一人高，比日本战刀长出一大截。我发挥武器优势，拼出全身力气向左一拨儿，“啪”的一声，他的战刀被我挡开，趁着他身体踉跄之时，我顺势弓腰上步、挥臂出枪，一个突刺，正中他的胸膛，他一声惨叫倒地，紧接着我又补了一刀，这个日军指挥官就一命归西了。

    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们共歼灭日伪军80多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85支及其他一些军用物资。我个人缴获日本战刀一把、手枪一支、日军腰带一条。

    之后，我又随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1945年8月16日早上，我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全团都沸腾了，大家欢呼雀跃相互拥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刘鸿臣口述，本报记者刘小兵  本报通讯员薛宇成、矫凡竣整理）

    【人物小传】

    刘鸿臣，沈阳军区政治部原研究室主任，正军职，1924年4月出生，1942年2月入伍，1944年其所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四十二团三连八班在练兵运动中表现特别突出，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刘鸿臣班”荣誉称号，1987年5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