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新发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考古学论坛的固定主题,该论坛每年都要从年度考古发掘成果中评选出六项重要成果,由这六大考古发现的主持人在论坛上进行介绍与阐述。10多年来,这个论坛为促进我国考古学重大成果的传播与交流,提升考古研究的学术质量,推动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学术品牌和学术交流平台。
由《考古》杂志社编著的《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就是追溯并集合了从2001到2010年的十年间,该论坛所发布的60项考古重大成果,从宏观角度对这十年的考古学重大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着重反映新世纪以来,我国田野考古的新姿态和新特点,从而清晰准确地勾画了一部新世纪的考古简史。《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60篇文章的排列,传达出编者勾勒时代、空间两条线索的用意:
在时代线索方面,作者按照遗址的时代,进行了通篇的排列,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延续下去,直到本书的最后一篇明清时代的窑址,这体现了时间的扩展。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往往重史前及所谓的三代考古,对秦汉以后的考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体现的成果则结束了过去“古不考三代以下”的旧式思路。譬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和辽上京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等发现,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以后历史时期考古的内容。使中国考古学,紧紧跟上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在空间线索方面,随着田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考古学家的视角逐渐从陆地进展到了江河湖海,考古学家不仅开展水下考古调查,而且还进行了考古发掘。比如南澳I号的篇章,则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这一进步。这些发现出土的重要遗物,初步形成了从定位、发掘清理到信息记录、文物提取、保护等在内的水下考古操作程序、技术。
经过这样的科学排列,读者由此可以看到在更宏大的学术视野下,中国考古学专门化、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展趋势。如: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霸伯”字样,霸国是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的西周封国,该墓地的时代一直存在于整个西周,晚期已进入春秋初期。这两处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山西绛县横水发现的西周墓地,在墓中首次发现使用“荒帏”的痕迹,对于研究当时的丧葬礼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升了人们对于西周礼制、尤其是丧葬礼制以及西周历史的认识。再比如,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对于我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意义更是非同一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在报告中说道:“南山窑址持续时间长,从商代早期贯穿整个商代,而且地层叠压关系明确,器物演变脉络清晰,可基本建立完整的原始瓷编年,这有助于建立本区域内更加详细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
广东“南澳I号”明代沉船的发现,除了表明中国水下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以发掘的科学手段和水下发掘报告的科学撰写为特点),在学术上,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从该船的出土物、造型来看,推测当为走私船只,这对海疆、海上贸易与海关、海上丝绸之路等海洋文化遗产研究皆具启发意义。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汉代黄河下游乡里田园的景象,揭示了黄河下游地区普通汉代民居的建筑工艺、建筑形式、农耕技术和农业文明等等,是研究汉代乡、里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
可以说,这十年间的60项重要考古发现,每一项的学术意义都是非凡的。
《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考古》杂志社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