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没有摘走我的鲜花

    你有没有在二十几岁，穿戴整洁、满怀信心，从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巴特利公园开始，一直走到某条乡村公路上？一段很长的路，身边走过人，走过慵懒、雍容、孤独和棱角。车轮嘶嘶作响，高跟鞋心事重重，路上的声音，潦草、漂泊。

    街道上，建筑美学、商业精神、训练有素的纽约客，你多张望几眼，脚步就多歪曲几次。我走着、看着。和谁也没有说话。我外表很年轻，灵魂很单纯。我想，应该有一座城市，衬得上我的外表和灵魂。这座城市会不会是纽约呢？

    从一家咖啡馆的盆栽里，掉下一朵淡红的小花。弯身捡起它，我讶异这店的主人怎么会种月季。月季的英文名是Chinese Rose，因原产于中国。传说神农时代有人把月季挖回家栽培，后来汉唐的宫廷花园大量种植。根据中国最早记录月季的文献，王象晋（公元1621）的《群芳谱》写到，月季又名长春花，逐月开放，四时不绝。长春花，意指此花姿容优美，无日不春风。一朵时鲜的长春花，明媚温柔，对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是恰如其分的。我站在纽约的街面上，花太多时间戴上这朵鲜花。孕育这鲜花的不是传统的土壤，它开得脆弱，花瓣一轻碰就散了。这盆微型的月季，会不会是哪个寂寞的国人嫁接来这咖啡馆的。

    我在头发上插上它。它绽放的语调和我说话的腔调，太过相似。我们都比在自己出生的国度，表现得更敏捷更美好，更讨人喜欢。我们都尽量让自己无可挑剔，做理想的花和理想的女士。可我们渐渐迷失，因为失去了厚重和深刻的故乡。相隔万里，祖国或许正举办一场盛典，又或许遭遇一场出乎意料的自然灾害。无法切身体会到它的强大和自信、恐惧和不安，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经历得最坏的事情。

    头发上插着鲜花的我，把那一条路走完。到一栋造型随意、舒适美丽的小房子前，里面一片欢声笑语。敲开门。客厅的地面上铺满了坐垫，有孩子和大人，有一位叫“艾瑞克”的人在做一个滑稽的演讲。人们指个空位给我。我谛听、注视。然后我在想，在自己的国家，我敲开那扇门，会看到什么？

    旁边的老太太说：艾瑞克每周表演，擅长把生活琐事打磨成笑话。他坚持了十六年。艾瑞克风趣的演讲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我：没有哪一项伟大的事业，不能在家乡，不能在你早就看腻了他们、他们也早就看腻了你的邻居们之间完成。老太太又被逗笑了。我也笑了，不过是在别人的国度，复制别人的笑声。

    表演结束，人群散了。夜色冰凉滑腻，我站在路的尽头，觉得恐惧、孤独，难以自全。

    我迷路了，耷拉着肩膀，艰难地判断着方向。幸好我找到一户说乡音的华人家庭，他们邀我回家做客。他们把遇见我当成一件天大的好事。

    他们在国外有很多生活经历，被帮助过也被伤害过。在国外居住了29年，挣扎过，等待过一个回国的渠道，他们说，在这许多年里攒够了智慧，却不带一点感情。

    我遇到了他们，感情上有一种惊人的共鸣。谈到他们的努力，谈到这代人的生活，谈到整个中国正流行的“中国梦”，谈到睡意正浓的时刻，我们的眼眶都闪烁着泪水。

    我说我的梦想是写小说。他们鼓励我，说他们那代人被生活挤压到无法安置梦想，不过是为了我们这代人略带质感地过日子。他们愿意为我这样的年轻人营造一个可以做梦的局面。但末了，他们嘱咐我，无论如何要为家乡写一部小说。

    狄更斯在他的《美国手记》中写过纽约。写到一个爱尔兰工人，那是1842年，他们在为纽约经济发展挖掘、开凿、做苦工。一个兄弟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辛苦工作一年半载。而生活比工作更辛苦，他赚些钱将另一个兄弟接来。然后，他们的姐妹们也来了，还有另一个兄弟。最后是年迈的母亲。后来的情形？那贫困可怜的老母亲在陌生的土地上无法安息，她渴望将她的骨头安放在家乡的旧墓里。

    我的头发插着长春花。它的芳香随我的脚步滔滔不绝。或许是羞怯，或许是孤独，我们都还没有获得那种无穷的美感。在纽约的街道上，异乡人头上插着鲜花。是应该有一座城市，衬得上我的灵魂和外表。它不是纽约。

    （作者为“90后”作家，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