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深度融合的新视野

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教授 姜鲁鸣

    数千年来，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始终困扰着人类，是制约国家战略全局的本源性、基础性问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战争形态信息化、经济形态市场化、技术形态军民两用化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规律。

不融合则败，慢融合也会败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竞相推进军民一体化，以国家整体实力打造集陆海空天网电多维力量融为一体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强调突出“动态防卫能力”和“新能力提升”，运用军民两用技术研发新一代主战装备。北约各国近90%的军事技术人才、军事医疗人才毕业于地方高校，俄罗斯在地方医学院设军事医学系，在财经院校设军事财经系，在音乐学院设立军乐指挥系等。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前200多年的10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承包商人员只有作战人员的1/3～1/6，而在近几场高技术战争中，承包商人员数已远远超过作战人员。这一趋势表明：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对抗，已不仅仅是两大军事体系的对抗和较量，更加鲜明地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面对世界军事竞争潮流，不融合则退，浅融合也是退；不融合则败，慢融合也会败。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复兴处在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一系列历史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态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同样十分繁重，两个“十分繁重”决定了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比如，实现军民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刺激经济、优化结构、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可获取巨大的“发展红利”。据估算，北斗卫星系统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到2015年可形成1500亿元～2000亿元产业效应，到2020年将至少产生4000亿元产业效应。

军民深度融合的四个标志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相对于军民融合初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主要有四个标志：一是形成国家主导有力、市场作用充分的推进方式，即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市场机制成为配置融合资源的主要方式。二是围绕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需要，形成多领域的融合，即在科技、工业、人才、服务、动员、信息、资本、基础设施、经济布局、战略储备、海洋、空天等领域实现全要素融合的格局。三是军民融合系统整合效应充分显现出来，军地两大系统内基本消除资源配置条块分割、缺乏统筹和各竖烟囱的格局，以国防财政拨付的军事资源与军民融合渠道获取的资源能够融为一体，进行统一规划、配置和使用，共同向生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聚焦。四是通过军地资源全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两大建设共用一个经济技术平台，进而实现国防建设中的经济效应最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国防效应最大化。总体看，军民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融合程度加深，而是军民融合本质要求在推进手段、作用范围、实现程度、最终状态的综合性体现。

    用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仍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一方面，人们对军民融合的认识还有相当的差距，自成体系的思维定式和本位主义观念还有一定影响，还没有把军民融合看作国家和国防建设的大战略，而仅仅当作从地方获取资源的手段。另一方面，相关体制、机制、法制很不完善，各融合领域的议事协调机构，往往没有决策权和监督管理权，没有能力有效地把军地两大系统真正统一起来，议而不决、决而无效等问题十分突出。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利益固化。计划经济和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条件下形成的相互分离的军地两大建设系统，在军民融合时代仍然表现出强大的运行惯性，这种惯性既表现在思想情感、体制机制、工作思路上，更反映在相应的利益关系上，由此产生的种种“利益藩篱”和“利益漩涡”，对军民融合发展进程形成了严重干扰和阻碍。由于部门利益固化，目前军地两大系统基本上还是各搞各的，军地系统各自内部也是条块分割，缺乏统筹整合。

破解难题要依靠三种力量

    破解制约军民深度融合的矛盾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三种力量。

    第一，国家主导融合。实践证明，我国各项改革能否成功固然取决于一系列条件，但最关键的是能否用党和国家坚强的意志执行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在这个问题上中外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利益集团主要分布于一种横向制衡式的政治体系中，相互之间牵制使利益结构格外坚固而复杂；而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利益集团主要分布于纵向或垂直型政治体系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意志和决心只要达到一定强度，就会化解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是我们化解利益固化困局，实现国家主导融合的基础。

    第二，善用市场机制。实现参与各方利益共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融合的基本规则。因为军民融合代表全局利益，但它有成本，如果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在融合中有付出而无回报，这样的融合难以持久。我国军民融合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军工企业、民用企业、社会团体、中介组织等多类主体，其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企业追求赢利最大化，中央政府关注国家安全与发展，地方政府则有维护本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在这种主体利益多元格局中，如何把有利于全局利益的融合发展，转化为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利益驱动，是一个大课题。如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代表全局利益的融合发展与各局部利益就会形成矛盾和冲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要善于建立这种长效机制，将体现国家利益的军民融合，转化为各局部利益体都能接受和乐于推进的工作格局。

    第三，增强协同创新。对我国而言，谋求军民深度融合的最大战略红利是什么？显然不仅是节约资源，而是集中全民族最优秀的智力、最优质资源进行集成创新，在领先技术群上取得持续突破。目前，我国基础软件等方面存在技术瓶颈，很多关键元器件和关键材料都要依赖进口，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在这个要害问题上，我们军工经济恰恰是单向的：“军转民”轰轰烈烈，而“民参军”冷冷清清，全国只有数百家民营企业获得武器装备生产许可证。近年来，在几百项“863”高技术项目科研成果中，全部都达到和超过军用标准，但却有近九成的优秀成果被阻挡在国防建设大门之外。这说明我国军民融合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创新效应。出路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