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好生为人民服务

    2014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3周年，笔者拜访了久仰的剧作家——胡可。胡可与党同岁，一辈子与党同心，与党同音，与党同行。谈到近期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举双手赞成：一个文艺工作者要走的路线，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好生为人民服务”。

 

“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都是革命集体给的”

 

    聊起往事，胡可感慨：“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都是革命集体给的。”

 

    1921年2月28日，胡可生于山东青州一个满族家庭，父亲胡玉振年轻时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学军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军阀时期当过团长、旅长。后来，胡玉振参加直奉军阀战争，成为战败一方，其后基本在北平“赋闲”，1929年突发脑溢血去世。从此，胡可在比较贫困的生活境遇中继续自己的童年。

 

    1929年，中国兵荒马乱。胡可一家这年冬天回到青州老家，次年便发生了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几次大兵过境，人心惶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全国震动。当老师把这个消息向胡可和同学们讲述时，大家都痛哭流涕。

 

    民族的危亡，屈辱的历史，在胡可心中深深打上了烙印。

 

    1933年，胡可考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由于作文触犯了时忌和编演讽刺老师的闹剧，他在读完第二学期就被学校“勒令退学”。随后，胡可随两位哥哥去了济南，考入省立第一中学。

 

    在济南求学的三年间，胡可受到两位哥哥的党性启蒙教育，逐渐投入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浪潮之中。他至今仍记得，是那时初步树立了革命的理想，成为一个向往中国共产党、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人。

 

    初中毕业后，胡可满怀憧憬赴北平考高中。1937年7月上旬的一个晚上，16岁的他坐火车到了丰台，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到车厢里来盘查，气氛十分紧张。

 

    进了北平城，胡可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军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到北平后，胡可住在西单附近，能清晰听到炮声，不久便看到日军开进北平，插了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驰，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中国人。他感到自己已成亡国奴，考学也没了心思。

 

    胡可的二哥胡旭在北平上高中，那时已是地下共产党员。一天晚上他悄悄跟弟弟告别，说他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能参加抗日游击队，对胡可来说，无异于黑暗里见到了火光，他执意要与二哥一同前去。

 

    第二天，兄弟俩搭乘公共汽车到了北平西北郊。那时，北平的郊区还是荒僻的农村，公共汽车只通到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两人下了车顺着田间小路走进青纱帐，走出几里地，来到一个叫大苇塘的小村庄，找到了游击队的队部。

 

    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胡可学会了打枪，还参加了三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天门沟。那天夜里，游击队奉命到天门沟一座山梁担任警戒，监视山下那条由北平城通向温泉、南口的大道。胡可在山梁上，看到不远处有座装饰有十字架的教堂。

 

    第二天中午，山脚下出现黄衣服、红肩章的日本兵，战斗随即打响。天门沟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太阳偏西，游击队居然还用机枪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

 

    说起70多年前的这次战斗，93岁的胡可很得意：“当年荒僻的天门沟，就是今天国防大学背后的百望山森林公园，山下的那条大道，就是今天的黑山扈路，那座教堂现在也还在。”

 

    天门沟战斗后，日军开始注意这支游击队，几次派大部队到妙峰山一带进行清剿。进入冬天，游击队补给越来越困难，开始沿青白口、斋堂向河北西部山区转移。

 

    1937年12月11日，游击队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阜平县城。当晚，在县城戏楼前广场上召开纪念广州暴动十周年、西安事变一周年和欢迎游击队的群众大会，聂荣臻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

 

    而胡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欢迎会上演出歌舞戏剧的刚刚成立的抗敌剧社，竟是他以后要工作十几年的单位。

 

    游击队在阜平驻下不久，被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个支队。胡可在改编前被送到军区新成立的军政学校去学习。学校设在阜平城东外的一座大寺院里，校长就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孙毅将军。孙毅对胡可的影响很大：“在孙校长的引导下，短短四个月，我从一个自由散漫的中学生开始变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引路人。”

 

    在冰雪斑驳的河滩上，在生满荆棘的山路上，在寺院檐铃铁马的叮当声和朝朝暮暮的军号声中，胡可懂得了革命军队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在人民军队这个圣洁的大集体里，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征途。

 

    1938年3月上旬，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大举进犯。胡可记得军政学校正准备会餐时接到转移命令。当夜，学员们抬着刚宰杀的猪羊，穿过被敌机轰炸后的阜平县城，随军区机关翻过长城岭，转移到山西五台县境内。此后，学校分驻在五台山脚下的几个寺院里继续上课。

 

    这年4月，春暖花开，胡可毕业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抗敌剧社，从此成为一名八路军宣传员。

 

    “伟大的作品将产生在斗争尖锐的地方，产生在前线，产生在碉堡附近”

 

    丁玲曾说过，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离开根据地，作家并不是什么都能写。胡可说，他的“根据地”就是革命军队。

 

    抗敌剧社刚刚成立，演出的戏剧大都是从大后方或延安传过来的宣传抗战的独幕剧，如《顺民末路》《游击队》《林中口哨》等，胡可开始学到了一些戏剧知识并担任一些角色。

 

    每当集会，抗敌剧社就到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戏台上挂起幕布，点起汽灯进行演出，军区首长和机关的干部战士就同当地群众一起坐在台下观看。因此，胡可能经常见到聂荣臻，有时在演出前聂司令员还登台讲话。

 

    除了在驻地演出以外，胡可还随剧社到各军分区进行巡回演出，每天行军几十公里，到了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易县、五台等地。在八年抗战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种漂泊动荡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下来，贯穿了胡可的整个青年时代。

 

    1939年初，剧社进行整编，成立了戏剧、音乐、舞蹈、书画队，胡可被指定为戏剧队副队长。胡朋作为延安抗大第八大队的学员被分配到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胡朋1916年出生，比胡可大5岁，他们这一相识相伴，就是65年。

 

    那时，胡可已有了自己创作剧本的强烈要求，于是从这年夏天开始，就尝试着创作歌词和剧本。他回忆说：“我们的《抗敌剧社社歌》里的两句话‘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集中表达了我们对艺术创作的态度。”

 

    1940年春，胡可写了一个题为《五十九个殉难者》的独幕剧，那是根据河北望都县柳陀村群众为了给被日寇杀害的59位乡亲报仇，青年们集体参军组成“柳陀排”的故事而编写的。

 

    这是胡可的“处女作”。

 

    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可是在1943年读到的，它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而在这以前的大约一年前，《讲话》精神已经在敌后的文艺队伍中贯彻。

 

    1942年“八一”期间，聂荣臻对军区的文艺工作者作了重要讲话，他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训勉励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并指出伟大的作品将产生在斗争尖锐的地方，产生在前线，产生在碉堡附近。

 

    为了落实聂荣臻的指示，抗战剧社开展了敌后“政治攻势”，以小型演出队的形式，在武装掩护下到敌占区向群众开展秘密演出活动，通过演出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我党我军政策。

 

    1942年4月，胡可随剧社演出队穿过敌人封锁线，白天隐蔽在老乡家里，傍晚出动，趁夜色潜入预定村庄。为了防止汉奸向敌据点告密，由部队封锁村庄的路口，行人只许进村不许出村，同时通知村民前来看“八路军演戏”。演出完毕迅速撤离，再到另一个村庄隐蔽起来。

 

    “政治攻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演出队临近结束时遭到敌人包围，突围中几名同志牺牲，胡朋也负了伤。

 

    抗战那几年，胡可曾多次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随战斗部队活动，跟随地方干部活动。他说，每次到生活中去，就感到充实，就感到充满了活力而文思畅涌。1942年秋，胡可写了一个以敌占区人民掩护八路军小战士为内容的多幕剧《秋风谣》。1943年春，他写了一个以游击区人民反抗敌人抢粮为内容的多幕剧《游击区米荒》。同年秋，又写了一个以根据地人民的减租斗争为内容的多幕话剧《贫农和土地》。

 

    1945年10月底，为击退国民党傅作义部的进犯，解放军进军绥远。胡可以创作人员身份赶到前方，到第三纵队第八旅第二十三团“入伍”。

 

    胡可大部分时间在一营二连，平时则组织各班、排编写墙报，帮他们画报头、作插图，闲暇时还为他们制作了几副扑克牌。就这样，胡可和这些淳朴善良的农家子弟兵建立了诚挚的友谊，直至1946年夏天才离开他们到另一支部队。

 

    1946年冬，在平汉路北线的战役中，二十三团一营在易县刘家沟担任阻击，打得英勇顽强，被军区授予“钢铁第一营”光荣称号。胡可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特意赶到看望。他熟识的同志有的负了伤，有的牺牲了，健在的同志见了面格外亲热，每当他们提到一个名字，胡可脑子里便浮现一个熟悉的面孔，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描写那些为人民解放而流血牺牲的战友。这一想法埋在他的心底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了多幕剧《英雄的阵地》，才了却夙愿。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胡可经常随野战部队行动。1946年6月，他来到大同前线，到第三纵队第七旅“入伍”，并随该旅二十一团二营参加了攻打敌坚固据点沙岭子的战斗。1947年随第二纵队第五旅十五团参加了南线战役，从河北正定一直打到山西榆次，参加了白泉战斗、黄丹沟战斗、段廷战斗。夏天又到第四纵队“入伍”。

 

    1948年，胡可和剧社创作组的七八位同志一起到设在石家庄的补训兵团“入伍”。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新兵已经占了相当比重，为了编写一部教育新兵的大型剧本，大家分头扎进战士中间。不久就集体创作了《生铁炼成钢》的剧本初稿，新中国成立后改写为《战斗里成长》。

 

    抗美援朝期间，胡可曾到朝鲜战场深入生活。1952年春入朝后，他感到光靠采访远远不够，决心用较长时间到作战部队中间去体验生活。

 

    到达某军时，一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一个师开上去。撤下来的师打了胜仗，中间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且马上就要进行总结和召开庆功会，是采访的极好机会。

 

    胡可克服了“材料”的诱惑，要求跟随接防的那个师上去。后来证明他这个决心下得对。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胡可亲身体验了严酷的斗争，熟悉了活跃在这场斗争中的各种人，经受了感情的激荡。而这些，即使在熟练的采访中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回家后的第二年，胡可写出了多幕剧《战线南移》，以一个师的战斗作为背景，写了几个人物，回答我军为什么必能战胜强敌这个问题。胡可说：“写这部作品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心一直沉浸在朝鲜战场豪迈乐观的气氛当中，一直生活在我的志愿军战友们中间。这部作品倾注了我的全部感情。”

 

    如今，胡可年过九旬，仍时常回想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讲话》精神的精髓，已经融会到了我们的骨子里，变成了我们自觉的追求，比如深入生活，面向工农兵等等。当然，现在看来，我们的观念有些比较陈旧，甚至有些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我们都能意识到，但却很难改变了。”

 

    同时，胡可也对当下一些现象提出批评：“不幸的是，许多人认为深入生活就是采风，就是在当地政府热情接待下的参观访问。有不少作家、艺术家，或热衷于自我表现或热衷于名利，把文艺完全当成了商品，有些作品精益求精，但是看不出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内容就这么被简单化、庸俗化，被掏空了。”

 

“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战争环境动荡不定，军区机关经常迁徙，剧社演出更是四海为家，胡可记不清曾经投宿过多少村庄，接受过多少房东大娘大伯的热情照料。他说，这些大伯大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军队里来，因而把投宿的战士也当作他们的孩子看待，是他们为军队做军衣军鞋，出差出工，自己吃糠咽菜而把碾好的小米交了军粮，是老百姓支撑着整个敌后抗战。

 

    1943年上半年，胡可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文章，文章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克服特殊和自大的毛病，那是专谈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

 

    1943年秋冬，敌寇对边区腹地冀西山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残酷“扫荡”。反“扫荡”结束以后，胡可逐受领任务突击写出了控诉敌寇暴行鼓舞军民斗志的活报剧《复仇》，经排练在军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演出。“作品写得不好，谈不到什么人物故事，却倾注了我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和对边区父老乡亲的觉悟。”胡可说。

 

    1944年春节过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群英会，地点设在阜平县史家寨临时搭起的大席棚里。胡可作为剧社的创作人员，列席了这次群英会，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戎冠秀大娘。

 

    而此后的半个世纪，从创作《戎冠秀》到《槐树庄》，胡可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保持着胜似母子的亲情。

 

    会后，领导给了胡可一个任务，把戎冠秀拥军事迹编为戏剧。于是，胡可和将在剧中扮演戎冠秀的胡朋，一起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乡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下盘松的小山村，继续进行体验采访。

 

    在和戎冠秀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胡可了解了她的辛酸过去，开始懂得为什么她对我们这支军队有这样深沉的感情。

 

    1937年秋，戎冠秀和丈夫被地主夺了佃，一家人哭哭啼啼无路可走，北上抗日的八路军来到她的家乡。减租减息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把戎冠秀带进了崭新的生活。善良、正直、敢说敢道的戎冠秀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会长，把来来往往在她家落脚的八路军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还救过八路军伤员。

 

    在戎冠秀家相处的日子，胡可、胡朋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正式谈起了恋爱。一年以后的1945年春，他俩结了婚。

 

    此后，胡可创作了话剧《戎冠秀》，由抗敌剧社广泛演出，胡朋扮演主人公戎冠秀，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戎冠秀的影子。戎冠秀那处变不惊的神态、果断豪爽的性格、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在胡朋的表演中体现出来。从此，戎冠秀成为军民关系的一面典型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胡可、胡朋随军区到北京工作，戎冠秀也经常来北京开会。1950年戎冠秀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会议，胡可、胡朋一起去看望她。戎冠秀告诉他们，战争结束后深山沟里已经难得见到咱解放军，因此特别想念部队的同志。而且，她在抗战胜利那年把小儿子送去部队，还立了功。

 

    告辞时，戎冠秀眼里闪着泪光，用她那两只大手攥住胡可的手叮嘱：“好生为人民服务！”就像母亲在嘱咐自己的儿女。

 

    1954年，胡可和戎冠秀都当选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戎冠秀临时住了医院，胡可去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58岁，白发明显地增多了，她讲她的小儿子后来担任炮兵连长，1951年牺牲在朝鲜战场。胡可顿时感到在她身上“子弟兵的母亲”这个称号的重量。当戎冠秀送胡可走出医院的长廊，像往日那样抓住他的手嘱咐“好生为人民服务”。

 

    胡可牢记着“好生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始终保持着人民战士的忠贞，始终保持着平常百姓的朴拙。

 

    2000年的一天，解放军艺术学院请离休多年的胡可讲课。按照学校的规定，讲完课要给他发讲课费，但胡可说，我原来就是军艺的院长，现在我来为自己学校的学生讲两节课，怎么能要讲课费呢？不但讲课费坚辞不要，即使学校准备好了的午餐，胡可也谢绝了，坚持回家去吃。

 

    如今，老战友一个个走了，乡亲们也一个个走了，相伴60年的胡朋也走了，白发苍苍的胡可无限惆怅：“时常想念的仍是冀西贫瘠山村的老乡们，和冀中平原上的贫农团的兄弟们，仍是那绥远前线、大同城郊和太原东山上的战友们。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作者为军事谊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